#打卡挑战局#大明万历五年（1577年）夏天，一场风暴席卷徽州。明朝徽州府治在歙县，统辖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此时的歙县与其他五县爆发激烈冲突。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冲入县衙，见人就打。已经聚集了数万人，场面几乎失控。完全激起民变，并且持续了数月之久，府治歙县商人在五县的店铺屡屡被打砸抢夺，歙县的人到其他五县根本吃不上饭，住不了店。凡是嫁娶歙县的人家也遭遇了白眼，五县之人到了歙县的人不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爆打。 而事件的起因居然是七年前，也就是隆庆四年（1570年）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的歙县有个叫帅嘉谟的小人物，史料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他是军户出身，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明代的军户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新安卫就是位于歙县的一个“卫”。帅嘉谟在偶然间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就是卫所之人（军户）与徽州府的赋税缴纳方式的不同。帅嘉谟虽然读书不上进，但对数学十分上心，对数字尤其敏感。帅嘉谟平时在歙县衙门办公，闲着没事就调阅徽州府内架阁库进行盘算（财务账目）。因为这里存放着徽州从大明开国以来历年的税粮账册。
帅嘉谟对徽州统辖一府六县各地的税务记录进行演算，发现本该由徽州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税粮项目之一）一直是歙县独自承担，其他五县白白占了200多年的便宜。也就是说其他五个县根本就没有缴税。照理说，你自己知道也就罢了，你也不是府衙的官员，你说这事与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帅嘉谟这个局外人捅出了一个天大篓子，最后居然惊动了张居正（万历当时还没有亲政）。
根据大明户部（财政部）记载，徽州府每年需缴纳8780匹的人丁丝绢，折合白银6100余两，但户部没有明确记载是否由歙县独自承担。在朱元璋时期，整个徽州合计拖欠了户部10700余石粮食，在当时折合官方折价白银标准来计算，每石3钱，这笔银子大约3000两。但要把粮食折成绢丝就是8780匹，按照官价每匹7钱，就要白银6100多两。从此之后，歙县本地账目与徽州府上记载的账目数量相同，都是8780匹生绢。这就意味着，这笔税收是由歙县单独负担，其他五个县根本没有这个科目，按理说徽州府该上交的税目，应该是六个县共同负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赋税有点不合理，并且持续了200多年。
帅嘉谟这位下级军官脑袋瓜一转，认定徽州府的人丁丝绢与明初夏麦的拖欠毫无关系，如果要缴纳，应由徽州府六县共同承担，而让歙县独自承担徽州府每年6100余两白银的人丁丝绢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公平的，这样相当于歙县长期在替另外五县缴税。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帅嘉谟他还去查阅了《大明会典》（相当于国家税法），帅嘉谟在会典里发现上面只提到了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没其他字样说是得由歙县单独承担。 帅嘉谟认为歙县不应该独摊赋税。照理说这事真不该他管，人家知府和知县都没管，帅嘉谟还是很上心，开始从大明开国时查找缘由。从朱元璋当吴王算起，同一时间其他五个县当时也亏欠了夏粮，一共是10780石，折成银两3234两。最后通过一个简单的算术题2910 3234=6144，得出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二两，一切都明白了，明建国初期，整个徽州府六县欠了夏粮20480石，然后以“人丁丝绢”的名义进行偿还，变成了交纳8780匹生绢。 赋税加重的同时，而且还是歙县单独交纳，更过分的是徽州本地不养蚕，却必须用生丝来缴税，这样歙县先把粮食换成银子，银子再去购买生丝，一来二回，里面中间商赚去了差价，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这一交就交了两百多年。帅嘉谟在推算出这一严谨的大数据之后（200多年的缴税记录，就凭算盘，厉害啊）。帅嘉谟这个小小的军户（连级干部）立即向应天巡抚所辖的直隶府（南京）上书，正式挑起了徽州丝绢案。扪心自问，要是你，你敢吗。 帅嘉谟上书背景有些特殊。正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江南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一条鞭法，重新整顿土地制度，完善黄册与鱼鳞图册，按均平法分派赋役，既可有效地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又可减轻地方负担。而此时在应天巡抚任内负责财务工作的也是一个大人物，那个人叫海瑞。不太走运的是，帅嘉谟上书时，海瑞已经解职而去。海瑞任应天巡抚才半年就被贬，随后因病隐退。若是徽州丝绢案由海瑞一手审理。不知道会怎样，但帅嘉谟这一无意识的举动居然激起民变。
应该说，最初的帅嘉谟还是很谨慎的，他和两个同样发现问题的歙县人王鹏和王相，一起向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提交了公文，还不止一次。帅嘉谟的第一次呈文，巡抚衙门很快就给了答复，要求徽州府衙门进行彻查。但具体负责这事的官员都是其他它五县出身的官员，这些人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故意拖延，一拖到底。最后居然拖到了王相和程鹏先去世，希望就是就不了了之。必须指出的是，帅嘉谟的行为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 但由于应天巡抚对此一再督促，徽州府不得不将请徽州六县官吏、士绅一起等一起讨论赋税的事情，也就是丝绢税是否应该由六县均派。此令一出，歙县外的五县都不愿意，意思应该照旧定纳，如果擅自变更，势必激起民变，而且这样缴税已经200多年，也没有什么。事情本身到这里结束就完了，但偏偏碰见一个较真的帅嘉谟，此人在隆庆五年进京上访，户部对此案的恢复依旧是徽州府进行调查，但其它五县依旧没有做出反应，遂不了了之。也就是不缴税。后来，这五个县里的人知道是帅嘉谟干得之后，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多次遭遇了袭击，险些丧命。使得帅嘉谟不得不离开徽州暂时躲避。
事情在万历三年（1575年）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年，时任徽州知府崔孔昕缉拿帅嘉谟，理由是帅嘉谟能够惹出这件事，还进京告御状，一定是有人指使，所以要从重处理，以儆效尤。实际上，这几年期间，关于歙县独摊赋税的事情，有人支持帅嘉谟，要联合全县的士大夫为他站台。有的则觉得就维持现状就行。
此事被张居正得知之后，觉得帅嘉谟对平摊丝绢税的追求，符合一条鞭法“赋役均平”的原则。由于张居正改革的干预，在户部的敦促下，徽州府再次发出贴文，要求六县审议“歙县的赋税是否应该由五县分派，这一次五个县依旧还是不纳税，而此时的歙县士绅终于挺身而出，公开支持帅嘉谟。而帅嘉谟亲自出席会议，摆出数据。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罗圈架，歙县与其他五县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来解读材料，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户部要求由歙县、休宁与婺源三县共同派三人，到保存黄册原本的南京进行调查，帅嘉谟作为当事人也赶到南京，受命与三县代表一同参与调查。
但恰恰在此时，案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歙县籍的官员殷正茂被任命为户部尚书（财政部长）。殷正茂很有能力，文武双全。于是，在殷正茂干预下，责令应天巡抚、巡按及兵备道各衙门与徽州邻府协调，共同派员，先将徽州府各项钱粮“总算总除”，然后再照各县人丁数与地亩数确定丝绢负担，达到“赋役均平”。也就是将这3300两从歙县每年的负担中减去，由其他五县分摊。之后，徽州府向各县传达这一方案。
至此，歙县暂时取得丝绢案的胜诉。其他五县人却大为愤慨，在得到消息后就急忙上诉，攻击转向户部尚书殷正茂以及张居正内阁。而且他们还正告殷正茂：“大明律有一条：‘官吏人等，挟私欺公，妄生异议变乱成法者，斩”。与之相反的是，歙县人对老乡殷正茂感恩戴德。事情也就此发生激变。短短数月间，徽州各县的冲突，从初期罢耕罢市的示威抗议，演变到后面的抢夺货物、把持官府、挟制官吏、殴打官员等等集体暴动，形势几乎失控。得知消息的张居正只能撤销原先的分配方案。重新制定措施。
在万历六年七月，按照新的方案，原有的歙县人丁丝绢6100余两不动，仍由歙县独自负担，但歙县其他赋税酌减 2000 两，而且是“永为定规”。这2000两由其他五县按人丁分担，即休宁县650两、婺源县500两、祁门县350两、黟县300两、绩溪县200两。徽州府知道五县民众仍难以接受，就另想了个办法，决定2000两税费将于徽州府的军需银两内扣除，也就是说2000两的分担任务只落实府一级，而不用下派到各县。如此一来，五个县无需添加赋税，归根到底，还是由徽州府承担损失，以此摆平各方，皆大欢喜。到此，整个丝绢税尘埃落定，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徽州丝绢案的发起者帅嘉谟判了个充军。
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明朝税赋管理混乱导致剧烈摩擦。导致利益集团进入纠缠不清的零和博弈，结果就是突破既有利益格局，付出很大代价,最终解决方案仍然照旧执行。最后，在整个丝绢案中，凸显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处理。透过一件徽州丝绢案，便可洞察出明朝后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矛盾，当然徽州丝绢案所展现出来的明代基层政治生态已然失控。用马伯庸的话说就是：“徽州丝绢案的根本原因是明代税收过于复杂，体制臃肿无比，张居正以徽州丝绢案为始推行一条鞭法”只是对以往税收制度的一种临时补救，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最终缓缓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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