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观照未来的历史之问，也是事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天问”。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给出第一个答案，即用民主的方式监督政府。习近平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又给出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前者开创了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后者则为之作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历史之问的两个答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并在不断丰富发展。通过对历史之问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并不等于没有自我革命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回答历史之问方面的厚积薄发是双向的，其中许多思想既是对毛泽东民主新路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属于自我革命范畴;习近平在提出第二个答案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第一个答案;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求索历史之问的答案，探索走出治乱兴衰周期率，从而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历史之问的两个答案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的伟大提升。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观照未来的历史之问，也是事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天问”。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人类历史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而且要实现梦寐以求的共同富裕和世界大同，最后连共产党自己也不再存在。当然，之后人类社会还会向前发展，但决不会重复以往数千年的治乱兴衰、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这是共产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在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不懈奋斗，也在为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而上下求索，并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历史之问。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给出第一个答案，习近平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又给出第二个答案。本文将略述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党的领袖是怎样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破解这个困惑千年的历史周期率的。
一、毛泽东对历史之问的首度破解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与到延安访问的黄炎培进行著名的“窑洞对”交谈中，很自信地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他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权息。”毛泽东之所以能明确回答这一历史之问，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我们党坚持的先进性品格决定了我们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在创建之始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党的七大更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它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强调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五大规定: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设立从地方到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党的七大进一步指出: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求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与此同时，党员拥有如下权利: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可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建党20多年的实践证明，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制度保证。这是毛泽东作出上述回答的理论支撑。 第二，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的民主政治，开创了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新路。全民族抗战前夕，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中央就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颁布民主政府实施纲领。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全面阐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策。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上说: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他要求在选举运动中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建立新民主主义模范政权。1941年11月，边区参议会通过决议，认为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施政纲领，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发展边区的民主政治，可以“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民主政治的模范样本，是毛泽东信心满满回答历史之问的实践依据。 第三，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李自成农民军的“甲申对”，已使他对这个问题胸有成竹。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讲述了大明王朝和大顺政权相继灭亡的历史，特别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天下历经18年艰辛奋战，到北京城后忘乎所以，骄傲腐化，尽情享乐，兵败如山倒，坐天下仅42天。这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表现。这个教训极为深刻。毛泽东看到郭文后，将其作为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自以为了不得，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回函郭沫若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的谦恭态度在该信中达到极致，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历史教训的敬畏。李自成农民军的惨痛失败是党的一面历史之镜。“甲申对”和“窑洞对”实际上是一个主题。毛泽东对历史之镜的深刻思考，正好用以明确回答黄炎培的历史之问。 第四，党的七大的民主风气增强了回答历史之问的信心。党的七大开了48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是，与会代表一点不感到冗长、枯燥，因为内容极为丰富，代表在大会讨论中能够畅所欲言。大多数发言是即席讲演，没有什么套话、空话，没有那些党八股，包括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在内，都充满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非常鲜活，展现了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局面。除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还有20多位同志作大会发言，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主动要求作自我批评，达8位之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犯过严重错误的博古作检讨时坦诚发言，获得大会热烈鼓掌。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当选，包括作为“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主要代表的王明。党的七大这样广泛地团结更多的同志，获得巨大成功。毛泽东总结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毛泽东带着七大的民主气氛来与黄炎培对谈，对历史之问无疑能作出信心满满的回答。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不懈努力。在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开始密锣紧鼓地谋划筹建新中国，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业。1949年9月中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为建设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而探索民主新路的开篇。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探索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提出了五项举措。 第一项举措，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新路立稳根基。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刚刚建立的共和国不至于被美国侵略者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和毛主席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两年零九个月的军事政治较量，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新生的共和国探索民主新路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我们在广大农村实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并开展了以工矿企业民主改革为龙头的全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这不仅使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逐年增产，而且各方面民主改革成效显著，初步建立起适合生产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社会秩序实现前所未有的安定，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等各项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千百年来身受多重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新中国的民主新路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项举措，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新路奠定法治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召开。根据《选举法》，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应的代表。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中共党员占54．48%，党外人士占45．52%，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体现了民主新路。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不仅参考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立宪的经验，还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值得借鉴的成果。它的视野既立足中国现实，又照顾到历史。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该部宪法在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政治制度便利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良好开端，也使新中国开创的民主新路有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第三项举措，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新中国开创的民主新路夯实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后，毛泽东就在重新思考怎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新战略，将原来设想的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为从一五计划起，实行国家工业化建设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步改造同时并举。这就是通常说的由“骤然转变论”改为“逐步过渡论”。在此期间，党创造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通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样开辟出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党的独创经验。它以新的实践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在总体上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保持了社会稳定，这是世所罕见的。它说明我国成功实现了数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为此后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使党开创的民主新路有了更为坚实的政治经济制度根基。 第四项举措，召开党的八大和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巨著，为新中国的民主新路拓展了思想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同七大一样，是团结的大会和民主的大会。毛泽东要求发言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八大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宣布: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同八大前的《论十大关系》及此后的一些讲话，提出了关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探讨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和经济建设方针，以及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外文化开放和中西文化结合使之越搞越中国化等思想。这样空前的思想解放氛围使群众敢讲话，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监督政府，从而使民主新路越走越宽广。 第五项举措，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民主新路的重要创举。1962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召开了有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达7000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百年党史上属首次。“七千人大会”有几个空前的民主创举。一是大会的主题报告没有采用通常的开会方法，先将审定过的报告提交大会讨论，而是将未定稿直接印发大会征求意见，允许并鼓励参会人员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推翻报告的意见，以更充分发扬民主，使大会开得更活泼一些。二是鉴于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不敢讲，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透，把气出够。上午休息，下午开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开成心情舒畅的“神仙会”。三是毛泽东发表讲话，将会议推向高潮。他着重讲民主集中制问题，重点是强调民主。“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番话将民主集中制讲透了。四是毛泽东带头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代表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也作了检讨。毛泽东指出，让群众讲话，天塌不下来。民主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大会最后几天，中央常委坐镇几个省的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开会以来空气沉闷的少数几个省，初步揭开了盖子，暴露出前几年存在的严重问题，推进了困难的解决，也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这次大会为让代表人民意愿的基层干部监督上级领导机关的民主新路，开创了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难得的特殊形式。
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回答历史之问方面的厚积薄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新的探索，既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考验面前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虽然没有在总体上对历史之问作出新的理论回答，但一直在党的建设理论层面进行新的思考，并在实践层面将毛泽东开创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新路提升到新的境界。 (一)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回答历史之问的历史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百年历史中的又一次伟大转折。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政策、新战略，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开始出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巨大变化。先是党的十三大认为，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这是从实践层面讲的。随后，党的十五大从理论层面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将历史之问向纵深推进，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开拓的民主新路。 第一，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民主新路沿着正确轨道前进。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使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难以顺利开展。邓小平连续发表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群众性讨论。他指出:这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历史性决策:坚决批判“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党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摧残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开始得到恢复，回答历史之问的民主新路重新回到正确方向。 第二，鲜明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为开拓民主新路奠定了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生前曾期盼造成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推动这个局面的形成，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出发，深刻地阐述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民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我们要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不仅如此，他还就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稳定等多重关系作了理论分析。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既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也有利于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的界限。这也使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奠定在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上。 第三，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开端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主新路披荆斩棘指明了路径。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如果不坚决改革这些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他强调，要建立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就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篇振聋发聩的讲话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6年至1987年间，邓小平发表的一系列谈话集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一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三是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而且使回答历史之问的民主新路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第四，破天荒地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伟业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将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更高阶段，空前拓宽了中国民主新路的领域。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没有被这个紧箍咒束缚住，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至少有12次之多。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是否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随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我们国家掀起新一轮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改革开放至今充满活力，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核心推进器。我们国家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窘迫状况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更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五，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使民主新路沿着健康方向前行。改革开放同许多事物一样具有双面效应。对外开放之始，邓小平就指出，对外开放也会引进来一些西方的坏东西，包括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受到腐蚀，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实行对外开放，“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说:做几件事使人民满意，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的反腐思想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战略思想。它不仅使回答历史之问的民主新路沿着健康方向前行，而且实际上也提出了回答历史之问的又一个答案，即需要坚持自我革命，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二)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对回答历史之问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认识，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推进历史之问的回答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为回答走向纵深的历史之问进一步指明方向。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没有，它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点明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始基本框架。由此，我国的改革进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转型的新阶段。这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进一步开拓民主新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新时期的民主新路奠定新的经济基础。这种新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有一个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江泽民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新时期民主新路的新的经济基础。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新时期开拓民主新路有了与时俱进的政治基础。江泽民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它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既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拓民主新路奠定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基础。 第四，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回答历史之问拓宽了理论视域。邓小平曾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不断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在2000年春天，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一个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即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进程。它也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推动中国共产党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使我们党探究新时期历史之问的答案有了更为充足的理论底气。 第五，将党的建设视为“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新时代回答历史之问的新答案作了重要理论准备。在毛泽东1939年将党的建设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后，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时隔55年之后又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加以继续推进。随后，党明确了实现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首先必须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即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样，围绕“一个总目标”，解决“两大课题”，加强“三方面建设”和发挥“三大优势”，构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内容。2000年初，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取决于我们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这为党在新时期回答历史之问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底蕴。 (三)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对回答历史之问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科学发展观。在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间。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既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进入新时代后推进历史之问的回答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明确概括，丰富和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使对历史之问的回答有了新的平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从党的十二大开始使用，它的具体内涵却是在胡锦涛任党的总书记的时期明确和丰富起来的。当时它包括三大内涵。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首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首次进行了概括，党的十八大不断加以丰富，明确其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的。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明确它的具体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个制度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胡锦涛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述三大贡献，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愈益深化，也使党在新时期对历史之问的思考站在更高的平台上。 第二，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旨在突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是为了造福人民，将回答历史之问的民主新路提升到新的境界。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并在深刻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根本。它有“六个体现”，即体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体现发展要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体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终也体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人们无限向往的在未来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前提。这不仅使科学发展观的真谛达到新的理论高度，而且将回答历史之问的民主新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第三，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决定，既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走向纵深，也使对历史之问的回答由表及里。1999年初江泽民提出“执政能力”概念。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阐释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论列了加强党的执政的“五种能力”，强调要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使我们党永远保持先进性，成为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该《决定》将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2005年1月，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先进性教育活动从2005年1月开始，着力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将回答历史之问的认识引向更深层次。 第四，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为轴心，对党内民主和党的优良作风的认知有新的升华，进一步拓展了回答历史之问的广度和深度。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全面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深入阐释了对党内民主和党的优良作风的认识:一是强调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二是根据实践需要，将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作了新的归纳，赋予其新内涵。如该决议提出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胡锦涛2002年12月到西柏坡考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1年在庆祝党的90周年大会上，他讲道:每一个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这些名句展现了党的领导人对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也使我们党在新平台上对历史之问的回答既有深度，又有温度。 第五，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新时代回答历史之问的新答案作了直接的理论准备。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理念。胡锦涛指出:这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最重要的是，不断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党的十八大进一步论述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胡锦涛强调:“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段论述实际上为新时代提出回答历史之问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作了直接理论准备。
三、习近平对历史之问的再度破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历史之问作出新的回答，即“勇于自我革命”，对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作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由毛泽东提出第一个答案到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答案，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这是党经过长期求索而获得的伟大法宝。 (一)自我革命是对建党百年六次最重大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升华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尽管那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建党思想就是如此。百年党史能创造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辉煌，先后进行的六次最具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功不可没。 一是八七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思想，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自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艰巨使命的伟大征程。 二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严重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长征濒临绝境时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是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和“三反”运动。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行为受到严肃批判、处理，特别是处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为从严治党、清廉治国树立了良好风气。 五是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前者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后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左”倾错误，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党中央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变质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一批重大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校正了党和国家的航向。在理论上将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到新高度，在实践上深得党心民心，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 基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习近平在2015年首次提出“自我革命”概念，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提出自我革命首先是对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自我革命是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鲜经验的理论总结 十八大提出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从严治党作为重中之重的历史使命。首先以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干部作风问题为抓手，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重点，在十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半个多月就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接着，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揭开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序幕。2013年5月，根据十八大要求和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党分两批进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样，以全面从严治党为鲜明主题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展开。 习近平不断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着重抓了如下六项工作。 一是强调思想建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最新成果作为看家本领，把理想信念作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 二是强调制度治党，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定和健全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超过此前党内法规的一半，初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法规为主干的法规制度体系。 三是强调作风强党、依规守纪，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四是强调巡视砺党，将巡视监督视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充分发挥从严治党利剑作用。一半以上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是以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巡视监督工作已经制度化、常态化。 五是强调监察督党，健全和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成立国家层面各级监察委员会，标志着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正在形成。 六是强调反腐固党，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清除一切腐败分子。 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斗争精神不断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显然，自我革命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的理论总结。 (三)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必然要求 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体悟历史经验后形成的新的理论认知。 第一，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思想的理论升华。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昭告: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既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按照毛泽东的话语说，这两个“彻底决裂”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来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所以，既可以说，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之源是《共产党宣言》;也可以说，它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思想的时代升华。 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奋斗百年，执政70多年，但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邓小平针对一部分干部中日渐猖獗的经济犯罪活动和消极腐败现象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要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来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 第三，这是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大任的时代需要。放眼世界，百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有过蓬勃发展的高潮，但曾几何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走向低潮，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走向低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曲折呢?原因很多，既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施行和平演变战略等客观原因，也有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坚持自我革命，不能勇于自我革命，抵御不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腐蚀，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等主观原因。这是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教训。邓小平更是亲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发生曲折和挫折的全过程。他深刻地指出:某种暂时复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可以使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他强调:“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纵观历史，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需要，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大任的需要。
四、历史之问两个答案的互动与实现党的最高理想的伟大使命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提出了两个答案，这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的伟大提升。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相互关联、彼此依存。 第一，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并不等于没有自我革命思想。百年党史经历了六大自我革命，毛泽东就参与和领导了四次自我革命。八七会议，他是重要参与者。遵义会议，他既是亲历者又是领导者。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他都是主要领导人。他没有提出自我革命概念，作出自我革命的理论概括，但是其自我革命的意识和意志是十分强烈的。如前面讲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三反”运动中从严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有的负责同志为他们“说情”，看能否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就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探索民主新路的一个重大举措。 第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回答历史之问方面的厚积薄发是双向的，其中许多思想既是对毛泽东民主新路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也同时属于自我革命范畴。比如，邓小平讲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也是“合二为一”或“一寓于二”的。就他讲的“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而言，这是丰富了民主新路的内容。就“惩治腐败”本身以及就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而言，这又是坚持自我革命的要求。这两者是很难完全分开的。要说有区别的话，“民主新路”所指，更多是外向性的东西;“自我革命”所指，更多是带有内向性的要求。这样的区分也只是相对而言。江泽民、胡锦涛任中央主要领导人时期，由于有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讲到党的建设、反对腐败时涉及自我革命的内容更多些。江泽民已经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思想。胡锦涛又提出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思想。这两个论断为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思想作了不可或缺的认知奠基。 第三，习近平在提出第二个答案的同时，对第一个答案也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从延安到北京，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历史正确发展时，都一直坚持这种民主形式。到新时代，其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目前我们已拓宽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协商形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二是提出“全过程民主”新理念。2019年11月初，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他深刻阐述了全过程民主的丰富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在我们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提出“全过程民主”新理念，将毛泽东的民主新路答案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四，不断求索历史之问的答案，走出治乱兴衰周期率，实现党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刚走过百年征程。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秋伟业和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百年恰是风华正茂。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党百年奋斗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但是，犹如毛泽东当年所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这个“后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为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因此，走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目前只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还需要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环境下回答历史之问，不断丰富和发展两个答案的内容，乃至求索新答案。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没有实现，那么对历史之问的回答就永远在路上。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