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疫情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你是否曾有过被负面情绪困扰的不愉快体验?孤独、焦躁,甚至在隔离解除后产生的轻微社恐……然而,当我们在讨论种种困扰之时,我们常常忽视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新冠对他们的影响很少受到关注;潜在的附加损害可能会和他们相伴一生,甚至直接改变人生的走向;更可怕的是,这个特殊群体不仅有口难言,而且没有能力意识到身处其中的巨大风险。他们就是出生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婴儿们。
本期“读刊”,我们聚焦新冠疫情对婴儿成长的影响。通过收集、整合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发掘与分析,我们试图对与此相关一系列问题做出回答:包括新冠在内的大流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在这期间出生的孩子?新冠主要通过哪些渠道给婴儿带来潜在的损害?面对可能的风险,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保障这些新生儿们健康的身心成长?
新冠疫情期间出生的婴儿
会面临成长障碍吗?
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婴儿阶段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它为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对外界的各种变化也极为敏感。相应的,在面对负面情况时,婴儿也可能表现得更加脆弱且易受影响。
根据《卫报》的一则消息,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儿童与此前出生的儿童相比,其言语、运动和整体认知能力明显下降。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布朗大学儿科(研究)副教授肖恩·迪奥尼(Sean Deoni)说,由于家庭内部环境的刺激有限,同时与外面世界的互动较少,疫情大流行时期的儿童在评估认知发展的测试中似乎得分低得惊人。据悉,在疫情大流行之前的十年里,三个月至三岁的儿童在标准化测试中的平均智商得分在100分左右,但根据这项分析,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儿童,这个数字下降到78分。
抛开这些抽象的数字,一些父母在亲身育儿的经历中也感到了疫情带来的隐忧。得克萨斯州的一对父母曾向媒体透露,由于担心外出染病,他们很少带孩子走出家门。然而在近期,他们观察到孩子非常怕人:“她受到了惊吓,不希望任何人来找我们,一旦有人想来看看她并打招呼,她就会马上开始哭。”
在诸如疫情等灾难期间出生的婴儿,真的会面临更大的成长障碍吗?
通过对过往的一系列灾害进行分析,部分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二者的确具有相关性。一篇刊登于“国家地理”网站的文章引用了加拿大学者,卡尔加里大学的凯瑟琳·勒贝尔(Catherine Lebel)的研究,她曾研究在1988年“冰风暴”期间出生的婴儿,当时,风暴导致安大略省东部和魁北克省南部发生了长达六周的停电,许多孕妇被困在冰冷的家中。该项研究表示,在出生十年后,这些孩子的杏仁核往往更大,杏仁核的大小与一个人是否会出现抑郁、焦虑或攻击性相关,而较大的杏仁核往往意味着可能发生更高频率的攻击行为。
1988年发生于安大略、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的暴风雪。
这样的研究并非孤例,该文还引用了一项由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的山姆·舒马克(Sam Schoenmakers)主导的研究,他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纳粹占领荷兰时荷兰西部地区曾发生饥荒,饥荒中出生的儿童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比例较高,而且寿命较短。此外,针对2012年“飓风桑迪”的研究似乎也揭示了类似的结果,灾难期间诞生的婴儿在日后的生活中情绪较为低落、更容易感到恐惧和悲伤。
此外,在时常与当前的新冠大流行相提并论的西班牙大流感中,也有学者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洛杉矶学校报告(La School Report)上的一篇文章引述了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阿尔蒙德(Douglas Almond)对出生于大流感期间的孩子的研究,阿尔蒙德选择了一批出生于1918 年底至1919 年初的婴儿,并追溯了他们从出生到1980 年的生活轨迹,发现他们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较相近年份出生的孩子更小,且薪资较低。除此之外,这批孩子还表现出了更高的犯罪率和残疾率。
研究报告显示,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时期出生的婴儿,受教育的时间相比其他年份出生的婴儿明显要短。
但这绝不意味着每个出生于新冠期间的婴儿都注定一生坎坷。临床心理学家诺埃尔·亨特(Noel Hunter)就认为,上述研究过于笼统:疫情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健康到经济,因而很难确认孩子们的表现究竟受到何种变量的影响。此外,他认为此类研究所的统计数据也并不充足。
产期焦虑、社交隔离、家庭的经济压力……
新冠影响婴儿的多种渠道
正如亨特所说,从工作到家庭,疫情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而其中有哪些影响最有可能成为婴儿身心发育的潜在隐患?对此,研究者们也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概而言之,新冠大流行造成婴儿成长问题的主要渠道大致有三:疫情影响了产妇的情绪;疫情减少了产妇和婴儿所能得到的医疗资源和社会支持;疫情下的社交隔离使婴儿与外部世界缺乏互动。
澳大利亚学者邦妮·奇弗斯(Bonnie Chivers)主导的一项研究整理了2020年1月27日至5月12日期间,妇女在互联网围产期论坛上发表的所有帖子,其结果显示,63%的发帖人表现出了被判定为“非常负面”或“较为负面”的情绪。在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疫情期间,几乎有一半新生儿的母亲认为自己倍感焦虑和沮丧。
尽管一定程度的恐惧和焦虑是正常的情绪,但如果这种情绪在怀孕及分娩前后长时间出现,那就很可能导致母亲的产后抑郁症。这一症状已被证明会影响母亲与婴儿的互动和婴儿的依恋状态,进而影响婴儿的发育。抑郁母亲的婴儿会表现出人际交往能力上的缺陷,例如“情感分享较少、互动行为率较低、注意力不集中、对陌生人的负面反应增加……这些女性的孩子在 16 岁时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较寻常母亲的孩子高出 42%。”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怀孕女性在新冠期间的焦虑?感染的风险固然是最为直接的因素。由于担心在大流行期间分娩,以及在分娩前后受到感染,孕妇承受的压力远大于以往。但如果展开更进一步的思考,人们就很容易发现,疫情极大地剥夺了产妇与婴儿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和社会支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产妇的焦虑,并影响了婴儿的身心发展。
首先,疫情使得提供给母婴的医疗支持遭到很大限制:例如,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制定的新冠防控指南,孕妇的伴侣不得在产前检查和生产期间陪伴她们;同时,一系列社区健康服务被终止,只有产前检查和婴儿健康检查得以延续,而即便是这些服务,也被要求“尽可能以虚拟线上的形式进行”。最后,只有在被判定为“有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医护人员才会对产妇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也为很多产妇带来了困扰。在英国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女性表示,她们正面临着家庭收入减少或失业的风险,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表示,由于家庭中的争吵加剧,她们承受着大于以往的压力。
最后,疫情对托儿所等早教行业构成了严重冲击。据《卫报》报道,英国早教联盟(EYA)调查了全英格兰的1000多个早教机构,其结果显示,自2020年6月初以来,超过五分之二的幼儿园、学前班和托儿所都曾经历过完全或部分的关闭。已经有迹象表明,育儿机构的关闭对儿童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样是根据这项调查,大量“缺乏基本技能”(例如独立上厕所、穿外套)的儿童走进了学校,这一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在英国的一家托儿所里,幼儿正在学习(图源:《卫报》)。
而对于婴儿自身而言,疫情导致的居家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社交机会。作为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由于担心外出导致可能的感染,父母们并不倾向于将自己的孩子带出家门。而事实上,婴儿非常需要,也非常渴望和其他婴幼儿的交流。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缺乏现实社交的情况下,这些孩子会在通过社交媒介看到其他婴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奋。一些父母开始把这些表现录下来发布在社交平台(TikTok)上,这被称为“TikTok现象”。
从家庭自救到社会支持
如何保卫新冠时期的新生儿
基于对新冠疫情影响婴儿的主要渠道的理解,相关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一系列“从家庭自救到社会支持”的解决方案,以切断上述影响渠道。
首先被强调的是,无论何种解决方案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现有的防控策略,如必要的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仍不能放松。前文中提到的迪奥尼教授就认为,避免相关研究的成果被政治化是当前的首要工作。他担心人们试图利用自己的研究结果反对必要的防疫措施。对此,他表示:“重点应该放在增加疫苗接种上,以及我们需要从家庭层面开始认识到婴儿的社会互动需求。而必要的隔离和居家工作虽然痛苦却也是绝对必要的。”
勒贝尔认为,从家庭层面来看,必要的人际交往和体育活动有助于减轻孕妇的焦虑和抑郁。她尤其提到,即便是虚拟社交,和亲朋好友的沟通也可以极大地缓解孤独无助的感觉。亨特则建议,在隔离居家时,可以和孩子一起寻找有趣的活动,如玩棋盘游戏、唱卡拉OK、录制TikTok视频,或进行寻宝活动。此外,许多足不出户就可进行的低成本活动也可以带来有效的外部刺激,比如,当孩子对某些物品感兴趣时,家长可以带着他们给物体命名,和他们一起说话、大笑、唱歌和阅读。针对婴儿缺少社交活动的现状,有研究者认为家庭成员们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安全区”,这个“安全区”由接种过疫苗的家庭成员、邻居和朋友组成,让婴儿在“安全区”内活动既可以增加社交机会,又不至于面临感染的风险。
婴儿可以通过线上方式与亲友互动。
针对医疗资源和社会支持的缺乏,纽约大学的应用心理学家阿丽莎·阿里(Alisha Ali)认为,在婴儿出生后,应该让护士或社会工作者定期打电话来检查,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可能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
研究人员也提醒家长们不必过于焦虑。在他们看来,如果能采取恰当的措施,即便婴儿的身心发育出现迟滞,这一延迟也只是暂时的。有研究者表示:"孩子们的可塑性非常强,他们会‘反弹’,如果家长们能够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那么他们将被拉回正常的成长轨道。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新冠流行期间出生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帮助他们成长。”
可以与孩子们共同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图源:《卫报》)。
然而,这些措施是否能得到有力的执行仍是未定之天。事实上,出生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孩子,他们面临的困境往往根植于更加深层的社会因素。早在2020年3月29日,英国新冠疫情暴发不久,《卫报》就表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NHS产科医院的助产士出现了五分之一的空缺,这是因为一些助产士承担了照顾新冠患者的任务,他们中更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感染或家庭成员感染而被迫居家隔离。而在早教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托儿所则面临更加恶劣的情况。虽然部分托儿所仍然开放,但托儿所的老板和工作人员都表示,该行业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因为低薪和财务危机而萎靡不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托儿所的从业人员更是因为处于人群集聚的环境而面临较大健康风险,然而他们的付出却“被遗忘了”。因此,托儿所员工对自己职业的不满和失望极为强烈,据称,有五分之一的托儿所和早教工作人员正在考虑离开该行业,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表示他们无法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
除此之外,一些家庭也不一定有充足的闲暇和物质资料来实践专家们的建议。阿丽莎就明确指出,人们必须意识到,疫情带来的风险很可能会和已有的不平等发生交叉。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的贫民区,新冠造成的影响可能尤为突出,而那里的人们恰恰缺乏有效应对的能力:"那些本来就更有可能生出无法获得适当营养、医疗护理和相关资源的婴儿的人,现在面临更大的风险。"
不妨引用诺埃尔·亨特的话作为结束:“如果父母能照顾好自己,并专注于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孩子们大多不会有事,当我们并肩作战并相互支持时,我们几乎可以克服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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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5.22.21257649v1.full-text
撰文 | 谢廷玉
编辑 | 李永博;王青
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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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截止于:2020-12-12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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