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钛媒体App编辑拍摄）

去年12月，负责微软研究院工作的Peter Lee向微软公司CEO纳德拉（Satya Nadella）和其他高管介绍当时微软对尚未发布的GPT-4进行一系列产品测试过程。

实际上，AI 大模型技术GPT-4和ChatGPT是由美国OpenAI公司研发的，过去半年风靡全球。而Lee告诉纳德拉，微软研究院团队被该模型理解对话语言和生成文字能力所震撼，他相信通用人工智能（AGI）将与人类有同样的思维能力。

但是，纳德拉突然打断了Lee的话，他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成立七年、仅有250个研发人员的OpenAI公司，为何能超越微软1500名研究人员、数十年来持续研发的 AI 技术能力？GPT时代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微软研究院？

事实上，这也引起更多人的反思。过去二十年来，互联网时代成长出谷歌、微软、阿里、腾讯等巨头公司，长期担任领导角色。但到了 AI 大模型时代，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既不是科研组织，也不是科技互联网巨头，而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转变为盈利组织、成立仅七年的美国创业公司OpenAI。

正如原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奇绩创坛创始人兼CEO陆奇所言，OpenAI代表了新一代的科学机构、科研范式。OpenAI不仅能做科研发论文做研究，还推出了ChatGPT这样终端应用平台，同时又将要做GPT生态。为了打造ChatGPT，OpenAI跑通了产学研全过程。

那么，在日趋复杂的外界不确定性环境下，不管是企业、产业、大学研究机构，还是政府、智库机构都需要思考，接下来如何效仿OpenAI这种创新发展组织样板，在大模型（技术）、人才、资本方面发力，更好地推进全世界科技创新发展，以迎接下一波前沿技术浪潮。

5月25日-30日在北京举行的2023中关村论坛上，包括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兼理事比尔·盖茨（Bill Gates），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百度集团创始人兼CEO李彦宏等多位科技大咖发表演讲，围绕“开放合作·共享未来”主题，共话科技创新发展。

本文就简单围绕三个灵魂问题：大模型如何变革科技创新？中国如何引进顶尖科技人才？资本在 AI 与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什么？

“当下，我们正处在全新起点，这是一个以大模型为核心的 AI 新时代，大模型改变了 AI，大模型即将改变世界。”百度创始人兼CEO李彦宏5月26日全体会议上表示。

实际上，随着ChatGPT引发全球科技巨头、创业公司纷纷推出大模型产品，包括算力底层、算法、大数据以及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都将受益。波士顿咨询此前曾给出一份预测，到2025年，全球生成式 AI 市场规模至少达600亿美元。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型技术加速迭代，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科研体系加快向开放科学转型，对全球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产业体系和国际治理带来深远影响，”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ChatGPT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它作为一个大模型，有效结合了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国内企业也在布局。AI 是大方向、大领域，它的影响绝不仅仅在科技领域本身。

中国经济学家朱嘉明曾认为，当前的第三波 AI 技术浪潮带来的产业革新主要体现六个方面：一是加速了互联网 AI 化的趋势，完成了对互联网的全新改造；二是引发知识、学习和教育革命；三是改变了科学研究范式；四是加速形成混合智慧的跨越群体，人类不再是智慧的唯一构成，未来将进入到人类和 AI、机器智能混合的思维主体时代；五是引发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深刻变革；六是重构人类社会、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模式。

“AI 技术发展是需要开放链接的，所以现在美国的技术封锁实际上正在破坏智能科技产业全球的开放创新链，破坏生态。我们在新发展格局中一定要把自主创新和开放协作相结合，他（美国）要脱钩，我们是反脱钩。”中国新一代 AI 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认为，中国 AI 科技产业的发展正在步入产业 智能结合的新阶段，未来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议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和生态开放，当务之急是需发展智能制造业。

王志刚在5月26日中关村论坛上表示，科研体系加快向开放科学转型，对全球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产业体系和国际治理带来深远影响，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共同解决能源、环境、健康等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将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策略。”

“今年论坛的主题可谓恰逢其时。几年前，‘共享未来’的理念还难以产生共鸣，如今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比尔·盖茨在视频演讲中表示，危机不分国界，人类必须致力于跨国合作。中国长期致力于科技创新的投入，在应对一些全球复杂挑战时，中国通过分享其科技成果与成功经验，将能够为世界做出独特贡献。

具体到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朱嘉明指出，在大模型驱动下，当下整个经济逻辑、模式和生态都处在变化中，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生产方式、生产要素、产品内容等方面。其中，他预计智能主体将成为新的经济主体，生产不再是或不是唯一的经济活动基本特征，智能生成经济正在产生，信息变成了最大要素，AI 本身也能不断创造经济资源，智能产品将会在中国“消费”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整合行业的科技力量，完善产业创新生态。而且也要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加快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的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方面的攻关突破，集聚力量突破智能芯片、算法框架、大模型等智能产业的根技术，加快和提升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布局和质量，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发展的底座。

科技资源首先是科技人才。

5月26日全体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引述了一组数据，截止到2022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之中，中国位居第11位，还有很大的潜力。同时，2022年，中国毕业研究生高达86.2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达6.62万人，但中国基础研究人员占R&D（研究开发）人员的比重仅7%，顶尖人才占比极小。国内顶尖科技人才资源依然匮乏。

“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国家因为黄金、石油或农业而变得强大，未来决定国家强大的因素将是人才，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需要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培养更多的人才。”图灵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访问讲席教授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Hopcroft）在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人才将促进科技创新、开创 AI 商业、医药和农业等领域的全新产业，从而帮助解决全球变暖等一系列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将为世界上一大部分人口带来更高生活水平。

实际上，至今几十年来，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都均有留学回国的经历，而这得益于过去45年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19年年底，已经有将近650万人走出国门学习学位，大约450万人学成回国，报效自己的祖国。

但如今，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部的环境复杂，顶尖人才匮乏成为关键性议题。

霍普克罗夫特认为，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使命有所不同，美国目前已经培养了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且美国顶尖大学是不从事应用研究的，而只专注于培养下一代人才。然而，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那么，中国如何更好引进顶尖科技人才？霍普克罗夫特和施一公分别给出了两种解决路径——解除老师压力和促进前沿科技交流。

霍普克罗夫特给出的答案是解决好大学教授筹集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他认为，为了提升中国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数量，最重要的是解除教师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让愿意投身培养下一代人才使命的老师能够专注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开展基础研究。

此前一位中科院院士告诉钛媒体App，国家自然基金会过于集中于应用式技术创新，而一些无法应用的纯基础科研项目则给予极少或不支持。霍普克罗夫特强调，基础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施一公给出的答案是“科技共同体”。他认为，跨国界、跨领域、跨学科合作，才能共同发展。破局科技创新，离不开民间交流以及高水平顶尖人才之间的交流。

“大国科技竞争在日益加剧。其实破解这样一个合作共赢的难题最主要的还是在人，尤其是顶尖人才，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构成我们世界主题最根本的基石，顶尖人才、高水平人才只有进行更充分交流才能变得更好，给世界带来更好的科学和技术。所以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流通、合作，才能让世界共赢，而民间交流、高水平之间顶尖人才的交流是推动发展的最最强大和根本的力量。”施一公表示。

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阿德姆·帕塔普蒂安表示：“我希望全球都能认识到开放交流协作、包容与多元化才是科研学术界成功的标志。危机时刻，智者搭桥，而愚者筑墙。人类命运与共，我们必须彼此关爱、互利合作。”

中国科协专职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束为表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中国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部署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努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讲钱伤感情，没钱没科技。要做科技，必须要有资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在2023中关村论坛未来科学论坛上表示，科技创新过程中必须要有资本支持。

实际上，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能够提供多种融资途径和多元融资工具，对于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过去50多年间，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推进科技创新必然需要更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助力，资本在科技创新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极大帮助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不过，当前整个投融资、企业IPO市场处于下行，市场信心不足。IT桔子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国内新经济领域共发生1026起投资事件，同比下降 37.29%，国内投资交易事件涉及总金额同比下降 18.29%。而2023一季度，60%的国内新上市企业募资额不足1亿美元，另外37%的新股IPO募资少于5亿美元。

在最近一场科大校友圆桌上，五源资本合伙人刘凯认为，此前大家投资移动互联网都把小米、快手投资逻辑变成了用户产品，所以现在很多美元基金都在等，尤其美元基金其实是看得多投的少。那么在大模型和生成式 AI领域的投资，“我觉得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会是一个美元基金出手的高密集高频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融资窗口。”

和玉资本创始人及管理合伙人曾玉表示，由于人才竞争力的加大，导致大家可能有一些不想做时间的朋友，很多（投资机构和企业）没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财力，更多的耐心做原始创新，所以做了大量的跟随性创新。长此以往，肯定对整个科学创新、投资创业行业都是非常不利的。

曾玉提到科技创新的投资路径包括：一是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一些年轻人才会到国内做科研成果转化创立公司；二是要有多元的激励政策，提供多方向的资金支持；三是多维度培养社会化人才机制；四是长期性，无论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永远都有退出的那一天，而对于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对于原始创新的支持不需要退出。

沈向洋表示，整个科技创新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形式的资本支持：一是技术性创新。大家都停留在科学层面，特别是大学；二是使命型创新，代表投钱的比如像美国的DAPPA，不遗余力要投入进去，不会讲商业价值；三是真格、五源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在这里，实际上是风险性创新；四是企业创新。

五源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认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是来自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在科技创新上，风险投资机构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大风险的容忍度，才有可能做出一些颠覆性的、不一样的商业上的探索，以及换取商业上的回报。如果用两三年的时间要求一个风险投资赚该得到的回报，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对于科学来讲，需要有更大的包容和更长期的规划。

刘芹强调，一些基金应该有意识地主动抛弃一些简单财务上的回报诉求，而真正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反哺科学。这种反哺应该用真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评价系统，而不是财务回报。“所以把时间的久期要做好，不要做错配，而要做好的匹配。”

香港大学校长、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翔表示，从个体来讲，每一个教授都要升级、评奖、拿工资。但是从国家整体来讲，13亿人怎么样把中国科技创新搞上去，从战略角度来讲，需要有一批科学家坐冷板凳。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期间，北京还开展了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北京科技周等活动。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基于量子计算机和云计算技术、展现量子计算综合性能的量子计算云平台Quafu等十大重大成果亮相，一批原始创新成果、前沿技术领域的诸多“全球首个”接踵而至。

中关村论坛现场展示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北京地区研发经费投入达2629.3亿元，该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6.53%，过去十年投入强度持续达6%，居世界前列，基础科研投入占比16%。

未来，中国将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 着力打造中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计划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成为世界科学前沿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全球创新要素汇聚地；到2035年，北京全面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中关村的影响力、竞争力、引领力将全球领先。（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林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