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本开始出现简单化趋势。如作家、英语译者黄昱宁所观察到的，“全世界可能都是在寻找一种年轻的声音，既符合如今时代最典型的互联网特征，又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承接关系。”也就是说，文本越来越符合年轻人的心理，变得更加简单化。

作家、英语译者于是也有相似的感受。“新媒体平台和新的科技对于写作产生了影响，现在的文本都变得比较简单化，它们渴望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甚至渴望被机翻。尤其是在看科幻小说的时候，会觉得中文和外文的科幻小说差别越来越少，这说明我们有共同语言吗？我觉得应该打一个问号，或许其实是外部因素对于创作产生了一环又一环的作用和反作用。”

由此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ChatGPT的时代还需要翻译吗？

身处其间的青年翻译家们抱有乐观的心态，在黄昱宁看来，机器翻译目前还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库，对于有规律的、有套路的文本来说，它可以成为有利的工具，但是对于真正的文学而言，技术翻译依然存在瓶颈，不能完全取代，尤其在面对字词的选择、语法结构、信息的匹配、表达效果等时。技术固然发展，但人类在翻译文学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小白也认为，有些东西是机器翻译无法做到的：机器无法理解原作者写这句话的意思，写这个人物的意思，整个文本的意思，而这需要翻译家去揣摩与把握。这是文学翻译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

显然，当下的青年翻译家们面对着挑战，对他们的翻译提出更高的要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语译者范晔谈到自己翻译的小说《三只忧伤的老虎》，这本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代表作是拉美 “文学爆炸” 风潮中最独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在一个章节中，作者甚至戏仿了七位古巴作家的写法来书写同一个事件。范晔在翻译这一章节时经过多种尝试，但结果似乎仍不让人满意。“这样的作品需要译者具有很强的汉语转化与表达的能力，甚至需要创造能力，我对这类实验性较强的作品的语言实践，还需要继续精进与探索。”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 信、达、雅 ”的翻译标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意义。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英语译者朱绩崧认为，目前文学翻译存在的核心问题，还是出在“信、达、雅”的“信”上，译者应充分理解原作的含义，以相对简洁的语言去体现出原作者本来的意思。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英语译者许小凡则对翻译作品的遴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下引进外国文学的选择标准是特别多元的，但我觉得责任还是在编辑和译者那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学来影响中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她觉得现在的英语文学不太好看，就像陷入了经济学上中等收入的陷阱，我其语言似乎也陷入一种中等收入陷阱，大家都在讨论这一群体的内部生活，而拉美文学中的活力与语言本身的爆炸性带来的体验，更是一种值得交流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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