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veer图库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做公益就是双脚走到前线去，用双手亲自为有需要的人做点什么。在我们的想象之中，需要公益帮助的群体是贫困的，需要支持的地区是欠发达的，一切都与这个日日新的科技时代是相隔绝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技术浪潮改善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效率，从社交到娱乐，从购物到出行，从信息获取到个人发展，这些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件大小事，都在被数字化改造和重塑。作为当前社会的发展基本面，数字化也已经被许多公益组织运用。 5月20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简称腾讯基金会）、南都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等共同发起了2021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大会提出了“公益数字化”的概念，同时，相关的公益组织，通过数字化助力公益的实践，分享了心得和体会。 数字时代下的公益事业 公益慈善行为从个人自发行为，演化为组织化、结构化的公共事业，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当人类文明演进至信息科技时代，我们日常生活已经全面被数据渗透。然而，腾讯基金会和腾讯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2021》的调研显示，虽然近七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于数字化有需求，但矛盾的是，66%的公益组织投入数字化的金额仅在总募资额的1%以下。 （公益组织数字化投入金额在募资总额占比情况，图片来自腾讯基金会和腾讯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2021》） 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公益组织都希望把好不容易筹来的善款都花在刀刃上，继而选择对自身机构的组织效率升级忽视。但如果公益行业不进行数字化改造，就无法与当前的社会大环境在同一个时空中对话。 “当大众对互联网公益产品日趋熟悉，更大的命题也随之而来：整个公益行业该如何进一步加速数字化？”在公益峰会第一天的演讲中，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主席、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表示，在社会需要、民众期待之间，“公益数字化”成为了尤为明确的目标和使命。 在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看来，我们对公益数字化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是起点还是很低，这主要体现在投入不足、能力不足、工具和技术的供给不足。 有一些想法，但不愿意投入，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人才、资金、产品等多方掣肘。 一位一线公益组织负责人称，现在很多公益组织都开始使用数字化工具，比如在线文档、腾讯会议等等。但是，机构只把它们当作好用的工具，不会使用“数字化”这种说法，因为负责人对于数字化的了解也不深入，不知道怎么搭建数字化的框架，怎么进一步推进数字化与业务的结合，或者数据与战略的结合。 与此同时，某公益数字化产品供应商负责人则表示，一些小型的公益组织数据分析意识不强。数据分析一般有三个目的，一是向公众或受益方披露，二是用于研究，三是用于决策、指导开展服务。很多公益组织局限在第一、二阶段，而业务的决策一般通过访谈、反馈或者拍脑袋决定，而不是通过数据分析。 这样缺乏数字化的运作和管理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从公众的角度来说，由于公益服务的社会价值难以评测体现，也鲜少得到新的传播方式助力，当前公众对于公益的认知度，更多停留在感性的“同理心”层面，而对公益服务背后的专业性、价值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感知度较低。 对公益组织自身而言，他们大多数面临人、财、物等资源限制，很多还挣扎在生存的“生死线”上，难以扩大服务规模。而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的人，通常身兼数职、琐事缠身，导致公益服务人效比低，公益人才流失率高，流程缺失不标准，知识生产无沉淀，严重限制组织运营效率。 这些现象表明，公益组织仍未找到“如何做数字化”的答案，负责人和团队成员对于数字化理解有限，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支持，同时也面临着数字化资金不足、数字化产品不适配等问题。 “公益发心于同情和怜悯，单纯依靠个体的情感冲动难以持久。”陈一丹认为，只有通过组织化和结构化的方式，才能有效克服公益对情感冲动的依赖，令公益事业持久且有效。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主席、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 数字化助力公益升级 传统公益的痛点，或许可以成为数字化的起点。数字化可以破解公益运作痛点，帮助公益行业用数字科技可持续创新社会价值。 在PC互联网时代，2008年，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腾讯公司在QQ上发起了一轮较大规模的互联网公益捐赠活动，当天的捐款额超过2000万元。 “这也应该是最早公益数字化的实践。”郭凯天在峰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一次的捐款，可以说是当前备受关注的公益活动“99公益日”的雏形。钛媒体了解到，在去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平台上的互动人次破了纪录，达到了18.99亿。其中，5780万人次的爱心网友通过互联网捐出了善款，全平台募资则总计有30.44亿元。 最新的数据是，截至2021年4月，“腾讯公益”网络捐赠平台累计筹款总额超过117亿元，共计为9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了助力。 这些数据，是大家在明面上可以看得到的，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不容易为外界所感知的一点是，公益组织该怎样通过数字化，来提高透明度和改变项目管理方式。 现实中，越来越多公益机构意识到，需要从信息阻隔和低效联动的传统模式中走出，走上信息透明和高效协作的数字化道路。 一个被全球公益行业被广泛拿来讨论的案例是，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 (IHME，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是如何通过数学建模支持盖茨基金会决策的。 在试图解答，世界上最严峻的健康问题是什么，社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如何投入资源，以最大程度地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等问题时，IHME通过数学建模的精准计算，得到了世界健康状况全景图。 在跟踪195个国家的300多种疾病和50个风险因素，基于1990年至今的数据建模，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健康数据后，IHME发现发展中国家中，主要致死因素为传染病。 识别出亟需支持的健康领域后，IHME下属DCPN项目（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Network，疾病控制优先顺序计划)，基于各医疗项目的投入与产出，进行项目优先级评估，找到资源配置最优解。 基于此，盖茨基金会健康领域的项目极大地降低了调研环节的决策成本，以及后续无效或低效投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实践是在国内，爱佑慈善基金会应用区块链及虚拟台账等技术手段，实现了信息透明及数据打通。 爱佑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在儿童救助领域形成了系统化的专业模式。自创立之初，他们就开始了数据化布局。钛媒体了解到，爱佑慈善基金会官网的信息公开版块，使用了区块链实时图等工具，按月记录不同捐赠人的项目善款流向。 爱佑基金会台账捐赠人专户系统 基金会的每一个捐赠人，都拥有一个ID，有一个专属爱心账户。无论是大额捐赠，还是只捐一分钱，专属爱心账户都会记录，并且及时公布善款轨迹，支持随时查询。 诸如此类的数字化公益的案例还有很多。未来，公益组织，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式开展工作，才能构建数字世界的新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正如郭凯天认为的那样，公益与商业的原则和理念，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而是应该并驾齐驱，应该共同驱动未来数字化企业、平台型企业的发展。而数字化与公益的融合发力点，还可以从提升专业度、深化信任感和加强敏捷性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公益的数字化不是目的，数字化只是实现公益本质的重要的手段之一。公益组织的数字化程度，取决于机构对数字化产品依赖性的高低，以及能否基于数据驱动业务发展。无论技术变革如何落地在公益事业上，数字化不能成为减少深入一线的借口，也不能以此人为地制造数字鸿沟，强迫受助对象去采纳和适应数字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