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义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已値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
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迥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箓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
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着、世亲兄弟。
此宗之盛行于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
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后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
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着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后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湼槃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骂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于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于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旣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通逃之一境。唐贤多信佛，而意味与东晋、南北朝名士大异。
东晋以下必以佛义自安于静退；唐贤则功业煊赫之余，乃转依佛法求归宿也。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此种情势，自唐中叶以下即日趋显著。
元和以来，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论奏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江、淮之民，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
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囘，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即日诏徐州罢之。及唐武宗会昌五年，恶僧尼耗蠹天下，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余万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僧尼之数，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盖为北周以来第三次著名之毁法也。
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又勅废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十万余，尼一万余。北宋以下，义庄，社仓等社会事业逐次发达，佛寺亦不为惟一的贫穷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减，而国家毁法之事亦益少见矣。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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