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相权分解，世族衰落
隋唐之于秦汉，仿佛中国历史一个惊人的轮回。隋王朝好似秦朝附体，在完成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历史使命后，随即就像一颗流星迅速陨落，而将全部的政治遗产毫无保留地交给继任者唐朝。
唐从隋手上继承的，除了统一的国家，广阔的疆域和人口，还有全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正是对秦汉以来所传承制度中存在之显性漏洞的精确修正，展现了隋朝统治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历史深刻的揣摩反思。

隋唐所传之政治制度，其核心就是打击相权与世族，进一步提升和巩固皇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分为门下、中书、尚书。中书省负责拟招，即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指令皆由其发出；门下省负责审查，即敕诏拟定后，由中书省提交门下省复核，主要看是否有遗漏偏颇，是否完全符合皇帝的旨意，是否对施政对象精确有效，门下省认为不符合的公文，予以“封驳”，符合的予以“副署”；中书省见到审批意见后，将不合格的按“封驳”意见讨论修改，合格的即“行下”尚书省，尚书省见“行下”后即交具体负责部门开始实施。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书相当于行政立法机构，门下是立法复核机构，尚书则专事行政，类似于今天的行政院。这三省所负责范围，又完全是汉朝丞相之职责，也就是说，相权至此被一分为三，相互制衡，又共同对皇帝负责。

同时，这三省的负责人职务称呼又别具深意，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长官称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在中国古代，凡带中字的官职，皆属于内廷官，中书为宫中掌管文书之官职，侍中即侍奉皇帝之职务，而尚书自秦汉以来统指皇帝身边的工作秘书。这也就是说，相权不仅一分为三，并且全部都由皇帝身边的内廷官充任，丞相一职，已完全从中央政府行政体系中抹去，皇帝取代丞相，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这三省的长官，又通称为宰相，宰相与丞相的区别，不完全是字面上的不同。丞相是官职，是秦汉中央政府的首脑，而宰相通常意义上是对直接辅佐皇帝的高级官员之尊称。“宰”即宰杀牲口之义，先秦时期，封建贵族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祭祀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宰杀牲口敬奉上天和祖先，所以执宰之人，即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主事人，即可理解为封建贵族家庭事务的话事人。

早期在施政之初，中书和门下常常意见相左，中书省的公文，往往要经过多次“封驳”修改，严重影响政府运转效率而导致政事荒废。这里也可看出中书和门下省在有意争夺行政话事权，这种同级部门相互推诿也令皇帝相当头疼，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政事堂，凡遇诏敕，先把中书和门下两方面的人都召集起来开个会，共同研究政策内容，双方在会上达成一致后，门下省“副署”就只需走个过场，这样办事效率就高了很多。然而时间一长，皇帝又发现问题，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人，往往争执的核心在于各自代表的部门利益，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当他们达成一致的时候，又会忽略或损害到皇帝的利益，这就迫使皇帝琢磨新的管理办法。
新办法就是增加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员，这些人以年轻官员为主，品阶不高但对皇帝绝对忠诚，政治上单纯可靠。职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参知机务”，注意此种职务为兼领而非专任，专为强化皇帝意志规范公文立法而设。

三省之中，亦分品阶高低，中书令和侍中是上宰相，尚书令是下宰相。因尚书令只管执行，不参与国家政策方针之研究制定，尚不能算作是主政之人，自觉就在中书令和侍中面前矮半截。但唐朝立国之初，太宗皇帝李世民曾以秦王勋爵而长期担任尚书令，太宗登基后，无人敢接任此职务，最后经会议研究，大家一致决定设立尚书副令两名，官职为尚书左右仆射，共领六部，托太宗皇帝的福，尚书省的副职负责人反比中书、门下正职级别高。
曹魏谋臣陈群设立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九品被用来设定官员品级，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创了行政职务和行政级别并行制，并一直延续至今。
唐朝一、二品为荣誉品级，只颁给开国功勋元老，三品以下始为实职官员。品阶与职务挂钩，中央政府之内，尚书左右仆射为从二品，中书令、侍中和六部堂官均为正三品，相当于正部级，六部以下二十四司主管为四品司局级。

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设置亦与秦汉有别，中书门下二省均由内廷官充任，办公机构在皇宫之内，同时也方便随时与皇帝商讨政务。而尚书令虽为内廷官，但因下属机构过于庞大，有六部二十四司，故移出皇宫另设专门地点办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皇室的类似于行政院的机构。并且吏、礼、户、兵、刑、工六部完全继承了汉代九卿的职能，这里不得不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即具体的行政权完全下放到皇宫之外，政府有了一个独立的雏形，行政官员专事国事，而不再是皇帝的仆人。
三省六部制之外，隋唐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第二个创举就是科举制，此即皇帝专为遏制门阀世族而开出的药方。
前篇所说，汉代以来的举孝廉制度，完全沦为官僚阶层内部繁殖的温床，这些门阀世族一直延续到隋唐，是相权之外，皇权第二个忌惮和重点打击的对象。解决世族如同解决相权一样，要从制度建设着手，根本上解决世族生长的根基，简而言之即开放人才选拔制度。

王朝的子民，除商人和触犯国家法律者之外，均可参加国家举办的公务员考试。凡符合报告条件的士子，地方官员皆不得阻扰，至于商人为何不许报考，这大概是中国政治传统惯例，士农工商里面，商人是最低一等，传统农业国家一向是重农抑商，认为商人不事生产，于国家没有贡献价值。而统治者也认为商人重利，容易逐私利而忘公义，不符合官员奉公的价值标准。
唐朝的科举，尚无县试乡试的层层选拔环节，报考者直接到京城，先参加礼部统考，侧重仪表口才和公文写作，及格者称为进士及第，再分发到吏部试用行政干练，试用合格后，才可分派官职正式录用。礼部侧重于考，吏部侧重于试，两者结合，即是中国特色人才教育和选拔的操作典范——考试。

科举制彻底打破了门阀世族对官僚资源的垄断，并赋予全社会的普通人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利，这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一项伟大的进步。而政府籍此掌握了全社会的精英资源，王朝的向心力对比秦汉时期变得更加强大。故太宗皇帝李世民不无得意地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感慨和满足。
但是世族并不能轻易被消灭，世族的强大之处，不在于控制了多少社会财富，而在于控制着文化资源。古代印刷业不发达，书籍的传播非常有限，大部分的知识是储藏在世族之家而不外传。同时，政府没有在民间普及教育，普通人根本无法像世家子弟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科场上很难有竞争优势。但科举终究是打开了门阀限制，无数普通人前赴后继，籍此分享国家政治权利和资源，这种情形之下，世族虽然在唐朝没有覆灭，但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