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明朝灭亡之时，军队仍有相当实力。在明末农民起义打击下，虽有部分明朝官军遭灭顶之灾，但起义未涉及地区，明军实力得以保存。 尤其是南京，北都陷落后，迅速成为南明政治、军事中心。弘光朝计饷在编正规军至少30万，诸镇中，武昌左良玉兵“兵八十万，号百万”。 “最强”者高杰，数虽“不及良玉远甚”，但拥有李本深、李成栋、杨绳武、王之纲、贺大成、胡茂祯、张鹏程等十多员战将，集中明军残存山陕精锐，具有很强战斗力。督师史可法曾倾注全力，感以忠义，时人有“亏杀老媒婆，走江又走淮”之谣，在这支军队身上寄托着强烈的中兴希望。
榆林黄得功，骁勇敢战，军中号为“黄闯子”。守庐州，张献忠知难而走，扼板子矶，左良玉兵锋受挫，尤难能可贵不似刘泽清等依托马、阮，遥执朝政，而独不相附，最终与降将刘良佐等殊死决战，以身殉国。 可见，南明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也不低，但受制于重文轻武的历史传统，“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领兵将领“非睃削为事，则框懦不前”，南明小朝廷中“武臣风尚”盛行，跋扈不听号令，挟私干涉朝政，临难逃之天天，如左良玉、刘泽清之与弘光政权，郑芝龙之与隆武朝廷等均为典型。
1、清朝如何消化明朝“降兵”？
清军南下途中，三次大规模收编原明官兵，总数将近50万。

顺治二年五月，清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下，途中招降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及总兵胡茂祯、张天禄、张天福兄弟等23员，马步兵共23.83万余人； 顺治二年闰六月，清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接收左良玉余部，包括其子左梦庚及总兵12人，马步兵10万人，大小船只4万艘； 顺治四年六月，清征南大将军博洛平定福建，收降南明国公郑芝龙等大小官员291人，马步兵11.3万人，尚未包括在苏杭等地接收文武官员60人，兵马25080人，浙东、金华等地收降文武官员314人，马步兵14370人。

清入关前，鉴于将与“流寇角”，对归降明兵采取“从军自便”，充当“前驱”的政策。辽东总兵吴三桂开关降清，“分隶步骑兵二万，先驱讨贼”。副将南一魁降阿济格军前，“令前驱”，招抚延绥，进攻西安，驻守宁夏。河南怀庆总兵董学礼降清后，“为大兵前探”，进征关陕。 清廷利用降将充当前驱，与农民军及南明作战，轻而易举地消化了原明军队，存留者编入清军，成为清朝最早的绿营将士。随着清军战线不断推进，绿营亦承担镇守之责。 顺治元年八月，“设镇守易州、卫辉、怀庆、胶州、柳沟等处官兵”，为清廷设置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经制绿营之始。各地分设总兵或副将，下隶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各领兵丁1000名至5000名不等。
顺治二年四月，陕西等地经制官兵建立，宁夏、甘肃、汉羌、延绥、固原、临洮总兵，或以原明总兵、副将调任、升署，或起用旗下章京、牛录，绿营设置步入正轨。 八月，定绿营镇兵月饷，马兵月银二两，战兵月银一两五钱，守兵月银一两，绿营建置俨然定制。至顺治八、九年间，广东、广西经制官兵设立，绿营建置已趋完成。 除云贵未入版图外，共设13个行省绿营经制官兵，辖员60万。 绿营的建立，是清朝统治者继承明朝历史遗产，发展和完善明代镇戍制度的结果，不仅绿营的管辖系统、将领名称等完全照搬明代，其镇守和作战功能也被继承下来，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有力工具。 清承明制，设置绿营，相对于清朝固有的八旗制度是一革新。作为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军事制度，八旗制度是与满族传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不能用以改造建立在汉族成熟封建制基础上的军队。据以往八旗“分养国人”之制，八旗贵族断不能分养数量如此庞大的“国人”。 既要处置不断归降的明军，又不能继续像在关外那样，将这些明军作为“汉军”附在八旗之内，那样明显地会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满族贵族也不能接受。 这就必须在八旗之外采取别的军事制度，明朝现成的成熟的军事制度，为清廷所采纳，只要增加适当的控驭，其他并不需要改变。
于是，清朝有了并行不悖的两种军事组织：八旗和绿营。
2、满清如何统御明朝“降兵”？
由八旗监控绿营，是清朝军制的一个特点，早已不是秘密。 首先，将降将编旗。 顺治二年十月，将降清的原明公、侯、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374名官员“拨入八旗”。 编旗有两种方式：

其一是将各地降将集中编入八旗某佐领，如正黄旗汉军头参领第二佐领内安插淮安、江宁、福建、瓜州及左梦庚部降将18名； 其二是将某部明军分散编入八旗不同佐领，如随左梦庚进京降将被分散于八旗18个佐领中。

大规模将降将编入八旗，清初共有两次。

第一次于顺治年间陆续进行，第二次是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四年间对原“汉三王”耿、尚、孔及续顺公沈志祥所属人员编旗，后者改编了游离绿营以外的独立藩军系统，至此，清朝基本完成军制改革。

被编入旗的降将，不仅对旗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甚至日常行动、家居生活也受到八旗各级官员尤其是佐领监控，因此，明末以来飞扬跋扈、拥兵自重、干涉朝政、不听号令的降将，就像离渊之龙，再也飞扬不起来了。 其次，以驻防八旗监视绿营。
有清一代八旗总数20万左右，半数集中京城，拱卫首都，半数驻防全国90余处，除镇压各族人民反抗外，也负责监视绿营。 江宁、杭州、西安、京口是顺治朝最早的四个驻防点，均由八旗驻防和绿营共同驻守。如驻守江宁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只能调遣绿营官兵。 顺治十五年，清廷议设福建驻防，认为“不设满兵驻防，止诿之汉军及绿旗官兵，恐军威不壮”。“汉军及绿旗官兵未可尽恃”，这是全体满族贵族的共识。 康熙帝也曾明示：“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满兵纵至缺粮，艰难困迫，至死断无二心。若绿旗兵丁，至粮绝时少或窘迫，即至怨愤作乱。” 三藩平定之后，作战序列“绿营当先，汉军次之，蒙古又次之，满洲居殿”已为定例。地方巡查、缉盗治安等均由绿营承担，八旗驻防不预其事，着力保持武力。 再次，以汉军旗人任各地督抚。 清初，各地督抚多由汉军旗人担任，绿营精兵悍将云集督抚标下，也寓控驭之意。西北著名汉军督抚孟乔芳，标下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如张勇、马宁、赵光瑞、任珍、陈德、狄应魁、刘友元、沈应时、赵良栋等，尤其是兴安总兵任珍“其材智勇敢洵有大过人者”，深得孟乔芳赏识，后被清廷除去。 世祖曾说：“当今良将如张勇者甚少”。张勇原为副将，西北、西南作战屡建奇勋，平定三藩尤其突出，与赵良栋、王进宝同入《国史列传》，为西北著名三汉将。 高宗也承认“张勇、赵良栋、王进宝诸人将才武略，独出冠时”。 而洪承畴麾下更有胡茂祯、孙喜策、卜世龙、刘进忠、张鹏程等，招抚江南时已为驱策效命，经略西南后再赴鞍前马后，洪本人后来亦跻身汉军之列。 结果，清廷既补充了满洲军队不足，又最大限度发挥、利用了原明军队的战斗力，却避免了原明官兵不听号令、临难逃脱等弊病。 故遗民张岱深有感触：“数十万骄悍之兵，俱变为鞑靼。” 魏源也说：

“世祖之定鼎也，东南反侧未靖，故命大学士洪承畴经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徇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徇广东，吴三桂徇四川、徇云南，皆以明故臣领所部绿旗兵，外借其招徕，内以佐禁旅之不逮。”

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道路崎岖坎坷，若无绿营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仅以区区20万八旗兵，欲征服广大中原地区，并稳固统治，完全是一种奢想。
3、满清统御明朝“降兵”的代价
但是，代价不是没有。绿营酬功制度，“较之八旗功牌，殊为屈抑”，连满洲贵族也认为武弁不肯用命原因在此。 清朝既以“首崇满洲”为基本国策，八旗待遇优于绿营是自然的。 但清初绿营将领却难以接受，接二连三的降将反正事件，明显具有相同背景。

顺治四年(1647)六月十一日，郧阳总兵王光恩弟王光泰、王昌兄弟因兄被逮，奋起反抗，杀清吏，据郧阳、襄阳，改称永历年号。 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左良玉旧部、江西提督金声桓杀清巡按董学成，擒巡抚章于天，宣布反正；四月十日，南明四镇高杰旧部、广东提督李成栋反正，挟持“冲锋陷阵皆依成栋”的两广总督佟养甲附从；同月，还有清湖南辰常道戴国士、黎靖总兵陈友龙反正归明；十二月三日，山西大同总兵姜瓖不愿“坐而守死”，举兵反清，之前尚有虞胤、韩昭宣起义，山西大半为抗清势力控制，影响所及，陕北驻军王永强、刘登楼等纷纷倒戈，顺治五、六年间，反正风行南北，东起五台山、西至嘉峪关，北方黄土高原大部被出自清营的反正力量占领，与入关之初安然降顺截然不同，形成全国性的第二次抗清高潮。

清摄政王多尔衮于七年三月亲至大同督战，因闻多铎病重始归。内外交困的多尔衮甚至因此停滞“篡逆”步伐，进而可能影响他的统治信念。
清军内部矛盾，为南明势力的渗透、影响提供前提条件。 “江南义士响应蜂起，虏中诸将必有内变。”金声桓处，早在顺治二年即有饶州道臣夏金雨受黄道周“密札招抚金贼”，黄道周甚至欲“益遣人招徕，一面出师乘虚入南昌”。 可见反正的外部条件已臻成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矛盾激化，这是清初民族斗争在清军内部的反映。历史的继承性难以割断，长期以来养成的武人习气，使这批绿营将领比起朝中文官更难适应现实，血气方刚的武将很容易采取铤而走险的方式进行反抗。 数十万骄悍之兵固已变为“靼鞑”，但双方相与为用，钩心斗角，讨价还价，甚至不惜翻脸成仇，兵戈相向，总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痛苦历练。 此外，清初八旗驻防制是一种更番出征、轮换休整的镇戍制，占领江南后，清军战线大大拉长，驻防地点不断增加，八旗兵力早已不敷分配。顺治二年八月二十日，抽调“各牛录未出征所留之护军一、御林军一”出征，随又渝征返之章京、兵丁等，也“应整治器械，其无马者，应火速买马后前往”。 故对被占领地区只能以少量满洲八旗官兵轮番驻防作为威慑力量，并因气候、地形等不利因素，不能不将大部地区交予降将镇守。吴三桂、汉三王军初步平定陕北、湖南后一度回到关外，但顺治五年再度入关，这不仅反映清廷对降将不信任，也为降将重新估计清军实力提供了条件。
4、满清对待明朝“降将”的手段
除反正者外，清军内部还有一批墙头草，准备随风而偃。
顺治六年九月，南明巡抚瞿式耜上书永历帝，曾提到湖南辰常总兵马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等，“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声气相通。 顺治十二年，闽浙总督佟岱（屯泰）揭发张天禄通于鲁定西侯张名振，田雄亦与张煌言联系，故张氏以为他们服务清政权是“逢场作戏”。清浙江台州守将张承恩虽“反正之形未着，谣传已喧于远近”。 而湖南常德守将胡茂祯更有归顺之意，曾传话孙可望部将：“只待大师（指明军）到常德，我不打仗就顺”，清廷也在掌握之中。可见，玄黄未判之际，降将多有暧昧。他们在明清角逐中审时度势，随时准备顺风而偃。 这种现象，不仅使抗清势力有机可乘，也加重了清廷的不信任。清廷与降将之间是双方互疑互动的关系。 清廷对付降将也颇有一套。最倒霉的是被编入旗下受到严密监视乃至罗织罪名被杀掉的：

一是河南地方武装领袖李际遇；一是原明跋扈军阀、东平侯刘泽清；一是投降之际讨价还价、不安其位的总兵高进忠，三人最为著名。

李际遇是明末与沈万登、刘洪起并称的河南三大“土寨豪首”之一，与李自成农民军及明朝官军都保持一定距离，在彼此攻杀中拥兵坐大。
崇祯十七年，沈万登因与刘洪起火并而死，刘洪起也在次年清军南下汝宁时被杀，惟李际遇“将所据一府二州十二县大小山寨千余，兵二十七万”赍书降清，但又徘徊观望，引起清廷猜疑，顺治四年他与原明襄卫伯常应俊、原明督师、闲散官丁启睿以及手下一批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领以“坐与贼党王道士通谋”之罪，并兄弟及子俱伏诛。 刘泽清通约谋反案，始终只有人证，没有确证，被视为疑案。乾隆钦定《明史》也说恶其反复诛之。可以认为，刘泽清正是作为明末跋扈军阀的代表被清廷借故杀害的。 高进忠为故明总兵，顺治二年八月降清，要求“明降上谕，授为某官，是何品级”，严重触犯了清廷的忌讳，顺治四年六月以“隐藏兵器、潜带假辫”的罪名，与李际遇前后脚被杀。 降将的普遍境遇是闲置。 影响大的，如刘良佐、左梦庚、董学礼、祖大寿等，入旗后经或长或短闲置，悄然消失于历史舞台。刘良佐进京后，仅于顺治五年随谭泰征剿江西金声桓，任散秩大臣至死。 左梦庚，顺治六年随阿济格至大同，与姜瓖作战，后即病死京城。而河南一霸董学礼，直到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北伐达到高潮，才出任随征浙江总兵官，驻温州防剿，事后调往湖广，参加围攻李来亨西山之战，在招降王光兴、蒋尚膺等尚出最后一把力。 而对这些头面人物以下次一级的降将，则放手任用，不仅可以领兵作战，而且往往得到较快、较为明显的升迁。 如左梦庚部总兵正蓝旗李国英、镶蓝旗卢光祖在顺治三年即随肃亲王豪格征战四川，李国英后仕至四川总督，是降将中升耀最明显的一位。 又如曾擒弘光献俘的原黄得功下总兵田雄，投降一年后即被升为浙江提督，一直与张名振、张煌言及郑成功等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作战，虽有嫌疑，仍因镇守海疆有功“特授侯爵”，一直维持到乾隆年间，“定世袭侯号，曰顺义”。 很显然，清廷将跋扈、有威望、有影响的或不可靠的高级将领加以闲置，或借故杀害，彻底消灭，而起用一些二、三流的将领，这样做，不仅可以消弭隐患，而且可以促使降将竭力效命。 张天禄被革职，仍保留一定世职，田雄、胡茂祯安然无事，马进宝则因跋扈难制、与郑成功交通被处极刑。
这使得多数绿营将领还是留在清军阵营内，为清朝彻底战胜明朝，建立全国性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廷分别轻重，谨慎处置，最终渡过难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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