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无不亡的朝代，正如世上无不死之人。事实上朝代和生物一样是有寿命的，这是因为王朝政治说到底是由人来维持运转的，而自然规定决定了人力终究是有极限的，因此王朝的肌体也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渐老化。1945年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现象总结为历史周期律。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几乎所有中国王朝在灭亡时几乎会呈现出同样的特点：官吏贪腐、财政紊乱、军备空虚、权臣乱政、农民起义、外族入侵......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在行将灭亡时都会出现上面提到的这些现象。每个朝代的灭亡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因，不过每个朝代的灭亡也都有各自的具体原因。中国历史上起点最低的开国皇帝非朱元璋莫属：秦始皇嬴政在成为皇帝之前就已是秦王；晋武帝司马炎是靠爷爷司马懿、大伯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他打下的基础才坐上皇位的；出自关陇贵族世家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时期就已是显赫一时的外戚；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后周禁军将领；元、清两代则是由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 纵观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之中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位开国皇帝是出身布衣平民。如果非要拿刘邦和朱元璋比，那么无疑是朱元璋的起点更低：刘邦好歹还当过泗水亭长；朱元璋最落魄时甚至当过乞丐。明朝276年的国祚（不含南明在内）因此被形容为是“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开局一个碗打下偌大江山的朱元璋固然不易，然而用一根绳在煤山终结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比起其他亡国之君却显得与众不同。在即位当年就清除了手握大权的魏忠贤足以证明崇祯并非一个碌碌无为之人。 事实上崇祯同明朝后期一群怠政的皇帝比起来算得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而无论他多么努力也始终无法扭转明朝灭亡的命运。崇祯皇帝的经历的确值得人扼腕叹息，因为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他身上——明朝实际上是亡于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主要社会矛盾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时就会诱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上直接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王朝很少，不过被农民起义动摇统治基础的王朝很多。 汉朝的黄巾起义尽管并未推翻汉朝的统治，但却直接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路地方割据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群雄并起，而东汉朝廷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同样隋朝也并不是被农民起义直接推翻的，而是被出自关陇贵族世家的李氏家族趁隋末农民起义的时机取代的。唐朝的黄巢起义也没能直接推翻唐朝的统治，然而客观上起到了和汉朝的黄巾起义同样的效果。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湘军、淮军等地方势力的壮大，从而瓦解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那么在什么时候会爆发农民起义呢？答案是当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候。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呢？答案是当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空前激化。在古代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下土地资源就是最主要的社会财富，所以土地兼并往往是历朝历代最为主要的社会矛盾症结点。大凡王朝建立之初刚结束长年累月的战乱，因此会出现大量无人耕种的抛荒土地，所以这时的土地资源分配是相对平均的。 因此王朝建立初期社会矛盾会处于一种相对较小的状态。随着形势日渐稳定之后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像滚雪球一样聚敛土地和财富。这种行为是由人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这种逐利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然而却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被断绝。明朝在这点上并不是一个例外：自1368年明朝建立起土地和财富的聚集过程一直持续到了明末。经过近300年的发展之后土地兼并现象已相当严重：王公贵族、达官显贵拥地千里，而广大的平民百姓却无立锥之地。 土地兼并现象其实不止存在于明朝，而是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个问题。几乎任何朝代都逃不过这一宿命。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明朝的土地兼并比起其他朝代最大的特色在于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明朝的土地兼并现象。虽然封建皇朝的皇帝大多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不过有明一代对宗室子弟的优待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朱元璋给明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皇族子弟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 朱元璋所制定的针对宗室子弟的优待条件在他那个年代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这时老朱家的人丁并不兴旺：朱元璋平辈的哥哥姐姐以及四个堂兄都在朱元璋称帝前就死了。朱元璋称帝时的皇族宗室除了朱元璋自己一脉的子女就只剩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一脉、二姐夫李贞和外甥李文忠一脉以及两个侄女：大哥朱重四的女儿福成公主、堂兄朱重五的女儿庆阳公主。这就是老朱家的全部，远没明末那般庞大的宗室群体，所以这时朝廷的财政要供养这些人并不吃力。 然而朱元璋在制定优厚的皇室子弟待遇时却低估了明朝皇室的人口增长速度。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朝廷奏报：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在这年8月已生育子女94名，从而一举刷新了朱姓皇族的生育纪录。洪武年间山西一省只有一位晋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间山西全省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洪武年间的河南省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然而到了万历年间河南已有5000多个皇族后代。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皇族宗室实际上逐渐成为了明朝沉重的财政负担。 后来明朝为供养庞大的皇族宗室就把大量土地划为皇室直接经营的皇庄，从而引起了无地农民的反抗情绪。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一人就拥有4万顷良田，同时兼有四川一省的盐茶专卖权。富可敌国的朱常洵整日花天酒地，而租种他土地的广大佃农却因交不起租或自然灾害而大批饿死。到了崇祯年间的1640年左右全国的土地资源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严苛的税收已使广大百姓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于是各地的农民起义犹如燎原之势一般蜂拥而起。 当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来自外部的威胁也在悄然增长。明朝立国之初最大的外患是南倭北虏——南方沿海的倭寇和北方草原的蒙古游牧势力。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长期以来只能在明朝和蒙古势力之间夹缝求生，然而恰恰是明朝与蒙古的长期战争为女真人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明朝和蒙古彼此视对方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女真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被视为是主要的威胁。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了割据辽东的后金政权。 后金在明朝和蒙古的夹缝之间悄然壮大起来，从而成为了明朝最大的外部威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败于后金军，从此明朝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逐渐处于被动状态。到了明朝末期面对农民起义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打击时崇祯皇帝已很难再拿出钱来发展军备了。崇祯曾试图向自己那些皇亲国戚们募集资金，然而这些皇亲国戚们一个个哭穷不给，最终崇祯只得通过加征辽饷、练饷、剿饷的方式筹措军费，然而这样做反而激起了民间更大的反抗情绪。 明朝在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之后实际上早已是积弊丛生。明太祖朱元璋对贪腐问题是深恶痛绝，以致于使用了剥皮实草这样的方式打击贪官，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贪腐现象。朱元璋死后明朝的贪腐现象更趋严重，到了明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大多“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这时的贪腐现象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崇祯皇帝为此在一份罪己诏中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黜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 明朝激烈的党争也严重干扰了朝廷处理政务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所以在面对农民起义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打击时往往出现决策上的混乱。明朝在万历年间出现了东林党同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之间的党争。不同派系的大臣互相倾轧：遇事从不分析考虑对错，只要是对手支持的就反对，只要是对手反对的就支持。如此严重的内耗导致国家机器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后来清朝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就把党争视为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一系列因素之外天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明朝灭亡的速度。历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故总是受气候环境的影响。传统的史书在记载王朝兴亡时多着眼于王朝政治形势的变迁，然而实际上很多王朝的兴衰沉浮背后其实都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大约在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冷迹象，这一气候变化因素成为了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博弈的”上帝之手“。众所周知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现在我们很多人一提起长城就会想到秦始皇。 然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其实大部分是明朝修建的，而秦汉时期的长城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要往北推进很多。东汉末年的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人，也就是说在当时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以定居农耕作为生活模式的汉人聚居的地区。气候的变化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开始逐渐南移，于是明代的长城就压缩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位置上，基本上北京就已处于农牧分界线附近了，而在秦汉时期乃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北京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 为什么唐代以后游牧民族开始强势崛起？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比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更有力量。从唐末宋初开始的气候变化一直持续到了明末清初，而明末清初恰好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峰值。现在一般推测明末的气候特征应该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崇祯皇帝登基后华北地区遭遇了持续四年的大旱，整个华北地区在那些年里几乎就是颗粒无收。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着吃的，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亡，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提，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现在既然在老家找不到吃的，那么自然也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讨生活。 这些逃荒的难民在草原上将牧场开垦成农田，这就破坏了牧场的生态环境，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人与老鼠接触的机率随之大幅增加。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当时的人不知道细菌学、病毒学，他们只是看到有人患病身亡。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恐慌的人群为躲避瘟疫开始逃亡，而这恰恰导致了瘟疫的进一步扩散。难民们面对着瘟疫与饥荒的双重折磨：他们一路走来遇到的几乎全是灾民，他们找不到任何吃的。 灾民们在饥饿的折磨下开始饥不择食：他们挖掘老鼠藏在洞中的粮食为食，甚至直接捉住老鼠将其当成食物吃掉。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疑问只会使鼠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个年代一则人们对这种病不了解，二则当时明王朝本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的李自成起义军和关外的后金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党争持续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面对饥荒和瘟疫时反应相当迟缓。到了崇祯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此后瘟疫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 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上万人。据统计这场鼠疫导致20多万北京人死亡，而当时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万人口。当时北京城的驻军中也有几乎一半染病身亡，而京城驻军的3万匹战马中在扛过瘟疫后还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不足一千匹，这直接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仅仅一年后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这时等待李自成的北京城已是一座被鼠疫肆虐的“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