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一段由英雄谱写的壮丽史诗，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神明一般的人物。 他们超越了天命的打压，拨开命运的乌云，用自己的功绩为后世几千年的历史定下了基调，制定了规则。 秦始皇

如秦始皇在横扫六合之后，大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度量衡，并且将君权理念注入到绝大部分华夏人的骨髓，使得后世的人能在精神上成为一个整体。 无论中国今后割据势力多么强大，社会格局多么混乱，统一都是必然趋势。 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以一己之力将散落的中华民族铸成一个整体，才避免了中国像欧洲一样小国林立，他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正是前文所述的那种凭一己之力而给后世定下基调的人。 如果没有他，咱们上古时代几千年的历史就可能只是神话，无从考证。 而《史记》这千古不朽的皇皇巨著，也只有司马家才能写，唯有司马迁才能执笔，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都缺少一种无法言语的内涵。 为什么这么说？这需要从司马迁的身世说起。 司马迁的史学世家 关于司马氏的起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多有表露，他把远古时代的重黎氏引为自己的祖先。 而重黎氏在夏、商两代时世序天地，及至周宣王时，重黎氏的诸多后代中出了个叫休父的人被封在程地，官至司马，辅佐国政，执掌军队。

在休父平定了许方之后，周宣王因其功勋卓著允许他以官职为姓，于是休父之后就改姓司马。 司马氏后来又分为两支，一支仍“以官为氏”而称司马氏，另一支“以国为氏”称程氏。 继续以司马为氏的这一支世代为史官，至东周周惠王、囊王时期王室大乱，司马氏于是前往当时的大国晋谋求生路，并且分散定居晋地。 公元前621年，晋襄公逝世，国相赵盾执掌政权，就在赵盾春风得意之时，一股反赵同盟正在相互勾结，一场晋国内乱即将拉开序幕。 而司马迁祖上的那一支，不愿过多地卷入这场内乱之中，于是去晋适秦定居少梁，从此扎根。 司马迁大费笔墨的说明自己的身世，大概是为了说明自己出身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史官世家，他所著《史记》有着丰富的史料支撑。 司马迁的祖先定居秦地之后世代仕秦，他的八世祖就是与张仪辩论伐韩、还是伐蜀的司马错。 他的六世祖为白起的部下，而且祖父司马喜、父亲司马谈都是汉朝的太史令。 司马迁

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世袭了太史令的职位，这个职位权力不大，但他非常喜爱这个职业。 并且他在当时的三大儒唐都、黄子、杨何的悉心培养下成为了一个通晓天文、阴阳吉凶，信奉黄老之学的大学者。

“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司马迁懂事起，司马谈的言传身教，也使得司马迁立志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史官。 及至司马迁年长，司马谈将他安排到了古文学大师孔安国门下学习《古文尚书》，在今文学大师董仲舒门下学习《公羊春秋》。 今古并休、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的各种著作及史书养成了他精益求精、批判性继承的精神。 于是他在大量阅读书籍之时不仅予以详细考究，还不一味的迷信权威全盘接受他们的思想，而是批判性的继承和吸收其合理内核。 就算是他老师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他也有所批判、有所取舍。 这也使得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之时，有着丰富的史学修养与文学素养，正是这些在年轻时候养成的批判性精神，使得《史记》在创作之时对那些荒诞不经或者不可考信的桥段均舍弃不录。 司马迁出生史学世家，拥有别人无可比拟的第一手资料，且自幼经父亲及大儒们的熏陶而养成了精益求精、批判性的精神，这也是《史记》名垂千古的原因之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不仅有着读破万卷书的意志，还有着行万里路的实践精神。他在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之后，又始终觉得他所学的都不是第一手资料，这些二手资料难免有所纰漏。 于是他抱着“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的精神，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实地调研，以求对历史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获得第一手资料。 后来他又以太史官的身份得以和汉武帝巡游各地，得此机会，他不仅见到了恢宏大气的大汉盛世，也对许多地方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他在元鼎六年时又奉命出使西南。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登九嶷观舜所葬之地，又下江南过钱塘由吴至越，探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处，然后前往姑苏，在春申君的旧城故宫逗留了一段时间，又接着北上探访淮阴父老寻找韩信封王拜相前的故事。 又适齐、鲁观孔子遗风，接着在前往秦末楚汉风云人物的故里探寻他的发迹秘密。然后考察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体验项羽的穷途末路，最后回到了长安。 项羽

通过这一次实地考察调研，司马迁掌握了更多丰富具体的历史资料，并且通过实地走访，他印证了许多史书上的事实，也挖掘了很多流传于民间的轶闻趣事。 如陈涉辍耕于陇上，大呼的鸿鹄之志，项羽刘邦的“彼可取而代之”和“大丈夫当如此！”，韩信发迹前的胯下之辱，陈平社宰，樊哙屠狗，周勃吹鼓手等等，这些王侯将相未发迹前的资料只能实地走访才能得到。 正是司马迁实地调研获得的这些感性材料，才能让他在《史记》中把这些风云人物雕刻的栩栩如生、绘声绘色。 也正是因为这些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使得他对于许多历史问题及民族问题，有着更为感性的认识，并且对《史记》“网络天下放失旧闻”的宗旨有着巨大帮助。 父死子继，著书扬名于后世 司马谈著书的目的是“著书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然而在元丰元年，他跟随汉武帝封禅泰山归来之后就病倒在洛阳。 司马迁听闻父亲病重，星夜兼程赶往洛阳。 在病榻上，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将“著书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重任交到了司马迁的身上，并要求他“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同时司马谈也在临终前将他著书的大致内容告诉了司马迁： 一是效仿周公，歌“文武之德 ”。 二是继春秋“修旧起废”，为后人确立礼法、人伦准则。 三是以那些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榜样，通过弘扬他们的美好品质，为后世树立丰碑。 四是歌颂汉武帝的大一统及大汉盛世。 接过重担之后，司马迁根据自己总结的资料和现存文献开始了《史记》的创作。 令人遗憾的是，司马谈教会了司马迁如何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个优秀的太史官，却没有教他如何避开官场此起彼伏的争斗明哲保身。 就在他踌躇满志，立志要写第二部《春秋》以扬名万世，光耀门楣之时。 却因为李陵仗义执言而横遭腐刑，究天人之际如何，通古今之变怎样，他还是穷不尽人性的险恶。 他不明白在抨击李陵才是政治正确的大势所趋之下，虽百口而莫辨，况且他一个微末的太史官！ 横遭李陵之祸，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只得选择处以腐刑而“苟活”。 李陵

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带给司马迁不仅是生理上的自我认识障碍，还有儒家伦理文化上的问题。 被处宫刑之后的司马迁不仅认为自己身残污秽、大质已亏，还有辱门楣、玷污了父母及祖先。 并且在司马迁的传统观念中有着“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经》）”的观点。 而此时的他身残污秽，失去了阳性又不具备阴性的资格。 于是他成了非男非女的“阉人”，这种自我认识的障碍，让他痛不欲生。 本想一死了之，但是他想到了父亲的遗命，并且“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于是他在“赴死”与“苟活”中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明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正是这种屈辱与历史使命感的剧烈碰撞，使得司马迁在这场冲突中完成了对世俗生死荣辱观的超越。 他要通过完成第二部《春秋》来完成他个人价值与荣誉的升华，以及洗刷掉受刑之辱。 同时腐刑也带给司马迁思想上的转变，在此之前，司马迁都是像李白一样以浪漫主义的精神去看待社会，并对汉武盛世满是歌颂。 在此之后，司马迁以理性、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所谓的“盛世”，更富有批判精神。 他借《史记》中的各种人物之口，表达了他自己的爱恨之情、是非之变。《史记》成了他抒发自己感情的一本著作，这也间接地升华了《史记》的宗旨与主题。 史记的创作宗旨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很明确的指出了《史记》的创作目的：“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对天人关系的讨论，从而对古今历史演变规律有一个系统的总结。 然后提出一套供后世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这一过程有三个要点需要去一一完成： 一、融汇百家之言，整合文化。 二、探寻王朝兴衰原因、兴废规律。 三、成为《春秋》之后又一伟大的史书。 一、 融汇百家之言，整合文化。 “六王毕，四海一”,伴随着中华民族疆域上的大一统，为了适应这个历史新局面，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与整合已被提上历史进程。 吕不韦正是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帝国对这一方面的需求，才命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为秦帝国日后对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做准备。 西汉建国伊始，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战后局面，汉帝国选择了“黄老思想”作为自己建国的指导思想。 但西汉历经惠帝、文帝、景帝几十年休养生息，时代已经开始变化。 历经几十年的隐忍，汉帝国终于积蓄好了力量与匈奴决一死战，一雪汉初的白登之耻。所以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文化思想成了必然趋势。 所以在武帝时代，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之时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

不过这种儒术是一种融合各学派之长的一种新儒术，目的也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需要。 而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这里“一家之言”所指是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指春秋战国那段时间以来的文化遗产进行整合与去伪存真，建立自己关于王朝兴废、个人得失的思想体系以供后世学习与借鉴。 通过对《太史公自序》以及《报任安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司马迁在对文化整合时的具体操作有三点： 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二是“厥协六经异传” 三是“整齐百家杂语” 为了完成这三项工作，《史记》的撰写就要基于《六经》异传中的史书，如《尚书》、《春秋》等。 所以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就曾大量的取材于这些书籍，同时这些书籍提供的丰富史料以及观点成为了他评价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客观依据。 在司马迁之前百家杂语种类丰富，类别多样，这些资料文献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人造成了一定的选择困难，而司马迁所作所为就是对这些百家杂语进行甄别与提炼。 基于百家杂语的甄别与遴选，司马迁也在史记当中网罗不少传闻，如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当中收录得有大量的石刻资料。 在《蒙恬列传》中记述了蒙恬所修筑的长城，直道等。 此外司马迁还注重于乐府歌谣，俚语俗语以及被秦始皇焚毁的一些文献书籍的收集与整理，并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得风趣幽默、传神动听。这极大丰富了《史记》的研究价值以及创作内涵。 这三项工作的开展使得《史记》当中融会得有齐鲁、中原、巴蜀、荆楚、吴越文化甚至还包括得有匈奴文化。 司马迁将分散零碎的文化整合为一个整体，使得中华民族各个地区的优秀文化得以继承，从而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 探寻王朝兴衰原因、兴废规律 《史记》的第二个创作宗旨就是对历史上王朝的兴废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从而得出一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统治者提供一个足以借鉴的例子。 在整本书中司马迁所总结出王朝兴废的规律及原因为民心的向背，而非所谓天命。 而民心的向背又以统治者是否施以仁政相关，在这方面的论述当中，司马迁通过描写刘邦与项羽进咸阳的不同表现，从而得出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邦

在刘邦进咸阳之时废除秦朝严苛竣法，并且与秦人“约法三章”以至于“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而项羽进咸阳之后大肆屠戮秦人，毁秦国宗庙，杀秦王子婴，烧秦国宫室。 在秦地行如此恶行，秦人无一不想生啖项羽，但是慑于项羽的威势，他们敢怒不敢言。 正是刘邦与项羽前后进咸阳的极大反差，使得刘邦嬴得了秦人的民心，这也为汉军后来飞速平定三秦提供了民意基础，进而成为了刘邦夺取天下的资本。 所以说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爱民利民，这样就会获得老百姓的拥护，如果统治者施以暴政那么这个统治者就会被老百姓抛弃，甚至老百姓会揭竿而起诛“独夫”。 同时司马迁也提到在顺应民意，实行德政、仁政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才的使用。 在《史记·秦本纪》中，司马迁就颇费笔墨地描述了秦国是如何从一个边陲小国逐渐发展壮大到一统天下的历史进程。 这其中的各种因素很多，但对人才的重视、任人为贤才是秦国强盛的主要原因，如魏国不用商鞅而衰败，秦用商鞅而奠定王霸之业。

正是对人才的不同态度才使得国家兴衰不同。 所以司马迁在读完《秦记》后大发感慨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这里所谓“天所助焉”，大概就是感慨秦国能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 三、 成为《春秋》之后又一伟大的史书。 《春秋》是先秦时期孔子根据鲁国编年史而修订的一本编年体史书，这本书真实的记载了先秦时代各种人物事迹及形象，也反应了这些人物所处社会的某些状况与特征。 并且在此基础上孔子用其独特的“春秋笔法”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他心中的是非观，和一套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以供后人借鉴，据传关羽就对《春秋》爱不释手。 《春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其中“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这就话就完美的概括了这本书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威慑力量。 孔子

但是在《春秋》之后历经五百年，直到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前，都没有一本足以与《春秋》相提并论的伟大史书，于是司马迁父子就梦想修一部用来“述往事，知来者”的史书来填补空白。 但是天不假年，司马谈早早离世。于是效仿孔子，完成继春秋之后又一大典来贯通古今，尽载明君贤臣、忠义死节之士的重任交到了司马迁的身上。 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它完美的贯彻了上继《春秋》，下继来者的创作宗旨。 它与春秋一样，自始自终都将建立一个“王道”社会作为自己最高理想与政治抱负。 同时它不仅继承了《春秋》“更化”的大旗弘扬变革精神，而且还总结中国历史上王业兴衰的规律，以此为后世提供经验教训。 并且司马迁信奉邹衍、孟子等人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循环论，经过推算从孔子出生时起到汉武帝时代已接近五百年。 并且当时汉帝国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大一统，在武功上北逐匈奴洗刷了汉初时的白登之辱，帝国境内一幅蒸蒸日上的景象。 汉武帝

由此可观，司马迁相信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那一个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圣明之君，正是这辉煌大气的时代铸就了司马迁的襟抱情怀，于是他决心要努力奋斗做圣主时代的“名世者”，以此光耀门楣，流芳百世。 总论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以人物为主题的纪传体通史，为了完成这本巨著司马迁历经无数磨难，并且这本皇皇巨著在他死后几十年才得以问世人间。 但就是这一部带有鲜明时代气息与个人情感的通史，不仅十分详细的记录了中国自上古时代到汉武帝初期的历史使得中国历史没有断层，而且其所开创的“纪传体”也成为了后世史官修史的原则之一。 ​可以说司马迁一个人的孤愤之战，福泽后世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