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白鹿原》以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谱写了白鹿原上两大传统家族的兴衰沉浮，被认为是一部中国的民族秘史。图为白鹿原影视城。 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富有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为广大作家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处理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把世界文学的成功经验内化为中国文学的内涵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国文学译介蜂拥而至，对中国白话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徐迟于1982年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与文学向现代派学习联系起来，提出“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的观点，这是现代主义审美向现实主义审美发起的进场宣言。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必须了解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最新的现代派作品。于是，现代主义思潮的闸门被打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广泛地展开，大量欧美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中国读者感受到了欧美文学新鲜、奇异的风格，作家跟上了时代步伐，满足了读者的阅读趣味。面对又一次世界文学的挑战，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们也怀着热情开始学习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经验。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来说十分必要。中国文学就是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完成了从古典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向，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复杂的艺术水平。 文学的世界性并不是民族性的多元组合，而是具有更高的、更完美的艺术品质。文学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主义更具反思性的文学理念，现代派、后现代派千姿百态、层出不穷的艺术表现技巧，都值得中国作家认真学习和借鉴。 我们只有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以开放的视野、宽容的胸怀和学习的胆识，去汲取一切外国文化中有价值的养分。这个过程，不是一味简单模仿，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一切外国优秀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把世界文学的成功经验内化为中国文学的内涵，内化为作家自己的创作元素，对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具世界性视野和价值。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文学的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形成文学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张岱年先生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提炼为四个要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贯穿着言简意赅、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等美学旨趣。中国古典文学追求心性情志的“抒情传统”与侧重写实求真的“史传传统”交相辉映，形成“信奉天地造化，以仁爱为本；厚德化育，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传统。情韵说、风骨说、意境说、得意忘言说、逼真说、文以载道说等，都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伟大的文学传统都是彰显中华文化独特民族性的文化宝藏。 我们的文学创作要立足于民族风格，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同时又要突破传统的局限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与当代斑斓的社会生活相融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进行当代性转化，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使其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风范、体现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 具有西北文化深厚底蕴的陈忠实创作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对传统叙事技法进行新的创造，在首尾呼应的结构中，暗含着“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以及隐隐约约的反讽暗喻，正面观照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用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谱写了白鹿原上两大传统家族的兴衰沉浮，展现了乡土社会的风貌，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中国的民族秘史，是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在新时代，文学的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应当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确立具有当代性的新型民族风范。要秉承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还要与世界文学包括现代派、后现代派进行广泛交流对话，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获得具有当代性的民族风范。只有那种能够与世界文学沟通、能够介入世界文学的民族性，才是具有当代价值、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民族性。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继承了中国伟大的文学传统，从说书人、章回小说、笔记小说，以及蒲松龄那里得到了充分滋养，同时学习西方文学处理题材、观察生活的方式，从中国现实主义单一时间线索的封闭结构中跳脱出来，获得了空间上的自由。1986年，莫言写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莫言学习他们的思想高度，把他们的文学经验融化到自己小说的肌理中。例如他的小说《檀香刑》，形式是传统章回体，构思、叙事等都是现代主义式的，消除了过度借鉴现代主义的痕迹，将世界文学的经验与乡土中国的民族性有机融合，呈现出一种具有当代性的民族风范。 麦家把红色革命故事用后现代派悬疑小说的叙事手法、博尔赫斯不可知的形而上学哲思，以及史蒂芬·金、卡夫卡小说的优秀经验，融合为一种浑然天成的叙事形式。例如他的长篇小说《风声》，讲述了抗战时期敌我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构思受到博尔赫斯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启发。他的小说写得精巧、凝练，揭示出人的生存状态，让人体验到独特的阅读感受——深不可测的幽暗、百思不解的诡秘、危机四伏的紧张和透不过气的压抑。麦家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后现代小说的中国本土写作。 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拉美作家，之所以能够将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风范远播世界八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实现了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的有机融合，又保持了内在精神的个性追求与民族品格。这给中国作家以新的启示，需要在中西融通上下更大的功夫，自觉把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坐标上进行审视和考量，融会贯通，相互激发，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优秀作品。 （作者：梅雁 单位：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