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 江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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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12月恢复的高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其影响力滚雷一般遍及中国辽阔国土，点燃了一代青年对民族命运的希望之火。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28万名77级大学生走进校园之际，1978年高考随即拉开序幕。仅仅3个月后，又有620万青年参加当年7月的高考。到这年冬天，甚或延至1979年初，共有40万人入学成为78级大学生。 相比于1977年12月恢复高考，78级招生进程长达半年之久，呈现出迈向文明的新进展，突破了更多“左”的清规戒律，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打开了通道。历史证明这是又一次成功的人才选拔考试，是改革开放的有力递进。 同一年，近70万77级和78级大学生走进大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声音呼唤得更加响亮，深入亿万人心。 驳斥反对意见，实现高考制度化 77级大学生入学后，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但是分歧依然存在。鉴于夏季招生随即开始，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同时召开，邓小平到会讲话，充分肯定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提出四项要求：一、提高教育质量；二、加强纪律，择优录取，不仅学校是这样，今后各部门用人录取，也要择优尽先录取；三、教育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四、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质量。邓小平再次明确了1978年大学招生的方向。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宣布“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出题”。 尽管如此，联席会议上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是否继续实行高考的“小字报风波”。华东组有人反对高考，贴出小字报说，择优录取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知识分子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种声音，在1977年八九月间的全国招生会议上就出现过。甚至有人说，不能因为分数高，就糊里糊涂地录取。现在又出现这些言论，针对的是77级大学生中较多人出生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会议第6期简报辑录了这些意见。 这期简报发出后，吉林省代表针锋相对地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并报告教育部党组，希望公开讨论。两种意见的对立震动了联席会议。 5月3日，两个会议的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吉林省委常委宋振庭、湖南省委书记董志文、河北省委常委张承先等人发言，支持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了坚持和改进高考的信念。教育部长刘西尧到会讲话，指出第6期简报中的意见“毫无事实根据”，但事关大是大非，必须明辨。他说：“革命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我党的依靠力量，他们的优秀子女按照党的政策吸收到大学深造，有利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教育部将坚持高考，坚持择优录取。 5月4日，方毅副总理到会讲话，态度鲜明地支持吉林代表的观点，指出高考制度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吉林小组是讲道理的。 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党组总结发言，指出恢复高考意义很大，影响深远，符合人民根本利益。1978年要继续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他还指出，去年恢复高考过程中仍有不足之处，“对去年某些地方扣押优秀考生材料的错误做法，要加以纠正”。 这次会议结束两天后的5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波浪般扩展，有力推动了即将开始的1978年大学高考和招生工作。 公布复习大纲、统一命题、公布考分 进入1978年，教育部对高考的统一部署、对招生环节的监督加强了。在2月至4月，教育部指派李键（后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赵亮宏（后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负责，到广西组织编写8个科目的《高考复习大纲》，明确“命题范围将不超出大纲”。这样的复习大纲连续颁发3年，在1980年全国中学普遍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后停止。 颁发复习大纲有助于减少临考复习中的无序现象，加强了复习的针对性。确定1978年全国高考统一命题，为此后以建立分校方式增加招生埋下重要伏笔。 5月下旬，教育部在青岛组织高校教师为主体拟定统一高考命题，全程实施严格的保密制度，审定后的试卷送北京人民教育印刷厂打印成纸型，在临考前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渠道送到各省市区，在当地选定一家印刷厂将纸型浇铸成铅版后印成试卷。整个过程非常严密，1978年高考中没有发现试题外泄。 6月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1978年高考和招生意见，要求各地执行。文件确定的主要招生对象是“20岁左右的青年”，但26～30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及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在校高中生中的成绩优异者也可经过批准报考。恢复高考的头几年中，1978年招生对考生年龄的要求最为宽泛，没有划定明确的出生日期。到下一年的1979年招生时，则规定“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1954年9月1日后出生）”，个别“学习优秀的青年，经单位证明，可放宽到28周岁（今后将逐步降低）。未婚，身体健康”。 1978年高校招生年龄段的划分是有意识放宽的。实际上，1966年高中毕业生中许多人出生于1947年，甚至更早，到1978年时很多人已经三十一二岁。录取结果，78级大学生的年龄上限甚至比77级更高，个别年龄小的仅十四五岁（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不在此统计）。 1977年12月恢复首次高考时，没有公布录取考生分数，考生入学以后才能知晓。录取时不公布考分，意味着仍保留较多的地方或单位控制空间，有一些78级学生在上次高考时因此受到限制，失去录取机会。 1978年公布高考考分的做法使录取更加透明。教育部明确通知：“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办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公布考分的措施明显抑制了地方单位对考生材料的报送权。录取进程中，地方单位有介绍考生的义务，没有了“不同意录取”的权力。这使考试成绩的权重进一步加大，“择优录取”原则体现得更加鲜明。 根据国务院1978年2月17日转发的教育部报告，在全国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在当年高考录取中新设立“重点”和“非重点”两个录取时段。重点大学优先录取，使78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普遍考虑到按照考分梯级录取，而不像77级考生在填报时很多人不知所依地填写志愿。 1978年招生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这使师范类院校如77级那样招收了一批较高考分的学生。 这年，将全国高考统一考试科目规定为：文史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农医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类考试分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6个语种，考生任选一种。 从1978年高考起增加外语考试，考虑到当时城乡中学开设外语课的实际情况，1978年高考时的外语考分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录取时的参考（1979年按10%计入总分，以后逐年增加，自1983年起全部计入总分）。外语考分虽然不计入考分，却显示了这个科目的权重。如果考分相同，外语分数会发生影响。此外，它对全社会加强外语学习产生了明确的推进作用。 改进政审办法，拓宽择优录取通道 在1978年的高考进程中，“左”的思想束缚得到进一步扫除，在政审上表现得尤其突出。1977年恢复高考时，“文革”结束不久，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有待纠正，仍然株连子女，一些成绩优秀的考生因此而未被录取。 到1978年高考时，虽然只过了不到半年，但在“拨乱反正”方针指引下，又有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受过株连的青年此时轻装上阵，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一些没有走进77级行列的青年，终于成为78级大学生。 教育部1978年发布的招生意见规定，“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负责政审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负责地对考生的政治表现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鉴定，并与考生本人见面”。这条规定明确：考生如对鉴定持有不同意见，可以申辩。 在此后的录取过程中，确有考生在1977年高考成绩优异但因政审未能过关而落榜，1978年高考又获好成绩，再受“家庭出身”株连初录失利，于是通过申辩得到复查机会，最终被大学录取。这种情况在77级录取中即有，到78级录取时因有文件依据则有更多发生。 1978年，恢复了内地大学对港澳台学生的招生，规定直系亲属在国外或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考生，与内地考生一视同仁。 通过上述一系列高考改进措施，减除了此前还存在的社会羁绊，明显拓宽了择优录取通道。78级大学生中，有一些人在半年前高考录取中因种种原因未被录取。他们不畏挫折，奋发努力，以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自己，成功地走进大学校门。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于77级大学生的一射中的，78级大学生中的一部分，经历了高考中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磨炼。 创建分校，招收更多有社会历练青年上大学 1977年高考，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恢复的。当时全国高校的数量从1965年的598所，下降为1978年初的404所，校舍面积明显缩小。截至1978年5月，仍有可容纳15万学生的大学校舍因在“文革”中被占用尚未退还。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请示报告，要求占用单位尽快退还。 77级录取28万大学生，比上一届在1977年3月入学的21.7万“工农兵学员”增加了6万多人，校舍、师资更加紧张，77级大学生入学时需要招收部分走读生以弥补校舍等方面的不足。这些问题在78级新生入学时表现得更加突出。教育部上报国务院批准，于1978年4月恢复了在“文革”中被撤并的院校13所，新增设院校42所，增加了大学容量。 1978年的考生增加到610万多人。最初录取时仍按上年4.8%的比例，录取新生29.2万余人。为使这些考生顺利入学，1978年10月，国务院又批准恢复和新建了7所高等学校。 但是，大学入口还是太小了。大批在“文革”中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历届中学毕业生，尤其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可能因为年龄原因失去最后的机会，而即将在中华大地全面推行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量人才，社会各界都期盼大学招收更多学生。 1978年高校录取进程中，有远见卓识、勇于承担改革重任的领导人挺身而出，决定通过高校设立分校的办法扩大招生。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7月，天津市委决定，在天津的各高校设立分校扩大招生，由天津市自行解决校舍和经费、师资。分校可实行电视教学，设辅导教师，学生实行走读，毕业后由天津市统一分配，国家如有需要可以调剂。这样，可以使更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考生入学。事实上，距上次高考半年之后，78级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高于77级，天津市委的决定具有充分理由。 作此决定之初，教育部并不同意，担心诸多问题不好解决。但这一重大举措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在8月13日批示：“我看可以让天津办，创点经验。”在他的支持下，天津各大学的分校建立起来了。 1978年10月，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而北京的高考上线青年更多，社会呼吁更加强烈。林乎加决定，北京也采用天津办分校的方式扩大招生。由于当年高考采用全国统一试卷，这一决策便于实施。10月下旬，北京市委决定，当年高考总分在300分以上而尚未录取的考生，经政审、体检合格，基本上都可以录取进入大学分校学习。 此时，教育部转向积极。10月2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高校扩招的意见。12月4日，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1978年高校扩大招生计划。至1978年底，除西藏、青海、宁夏外，26个省市区共扩大招生107045人。扩招入学青年同样以事实证明，他们是78级大学生的优秀组成部分，1978年的分校扩招之举是成功的历史性决定。 由于增设分校扩大招生，78级大学生的录取延至1979年初才结束。78级大学生总数达到40万人，录取比率为6.6%。 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同的历史责任 77级和78级大学生总人数接近70万，他们将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由于他们同一年入学，同年毕业，为加以区分，就以参加高考的年份不同分别称为“77级”和“78级”，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在某年毕业的“届别”称谓。 然而，77级和78级大学生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77级和78级大学生在人员构成上是一致的，其主体都是在“文革”中离开了学校的高、初中学生，大部分人经历了在农村、牧区和工厂的工作和生活锻炼，有的曾有从军经历。他们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坚持自学，具有崇尚知识、追求进步的强烈进取精神。一旦获得了进入大学校园的宝贵学习机会，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事例在此后几十年间还在校园中流传，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和赞扬。 78级大学生的人数比77级明显增加，有更大的年龄差，不同年龄层文化因子的交流更加丰富。从专业设置的角度来说，78级的专业分类更多，有的专业是第一次招生或恢复招生，如北京电影学院。 77级和78级大学生并肩站在一起，他们的奋斗进取精神特别旺盛，有积极的人生追求。在同一代青年中，他们更有意志力，更有活力，更具韧性，更经得起艰难的挑战和困难的磨炼。虽然他们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局限性，但在离开了大学校园融入改革开放大业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确实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77级和78级大学生入学，表明恢复高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中国的发展走上正轨，社会恢复正气的标志。中国高等教育的天空，经历了“文革”沉寂，此时星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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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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