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号称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华尔街日报》用一篇无耻的文章把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该报2月3日发表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拥有131年历史、标榜“公正正义”的这家报纸此时刊发这样一篇明显带有辱华色彩的文章，显然不是无意之举——联想到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幸灾乐祸地宣称“中国正在发生的肺炎疫情，对美国是好事，将有利于制造业加速回流美国”的卑劣行径，就不难发现，当今一些美国人心中的黑暗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我与美国媒体打过交道，以下这篇文章写于三年前，当时的标题叫做《美国，别让世界小瞧了你》。今天看来，文章还有些前瞻性。 第一军情作者：贾永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7年，但今天来看似乎更有意思。 “中国有23名记者因采访和发表不同言论而被羁押。”这是当年10月，华盛顿中美媒体人对话会上，一位美国记者的开场白——本来，因为出访队伍中有一位央视名主持，可能是脸熟的原因，那次的签证特别顺利，没成想刚下飞机，便遇到了“挑战”。 我说，我来自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我所供职的机构没有人因您刚才提到的原因而被羁押。据我所知，中国大陆也没有哪位记者因为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而被羁押。同行的一位先生提出：“请具体指出被羁押的是何人？来自哪家媒体？” 美国人显然拿不出证据，接着又说，中国政府严重限制新闻采访自由。我回答，像每个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记者采访不便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限制了记者的采访自由。今天的中国对包括境外媒体的开放，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说限制采访自由的话，美国不同样对记者采访有所限制吗？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以“嵌入式报道方式”邀请各国记者和摄影师随军行动，但美军中央总部明确规定媒体“三不准”：不得询问美军和联军伤亡情况、不得询问有关进行中的军事行动问题、不得询问与今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顾及外交礼仪，后面的内容我没更细地讲出来，我掌握的情况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为报道口径确定了“标准”，即：在报道美方时，要重点展示“绝对正义”；在报道萨达姆时，要渲染其“源自恶魔的邪恶”。 我举例说，2006年6月美军关岛演习，邀请中国军方观摩，我的一位同事随行，但观摩到的内容几乎与演习无多大关系，就连演习开始的时间，美方也没有具体告知包括中方在内的几个受邀方。后来，我的同事在《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军演观摩实为“照相之旅”》。听罢我的发言，美方只好以哈哈大笑搪塞。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与美国媒体“交锋”了。 2000年11月，我出访美国时去了“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是我们这代人最早接触的国外广播，最初也曾觉得它的观点新颖，但后来更被它的无视事实所愤慨。在与这家电台座谈时，对方似乎有意给中国媒体人“上课”，大谈什么媒体的自由与公正。我插话，贵台自由是不假，但是否公正就很难说了。至少，你们所报道的中国内地的很多新闻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连客观都做不到，又何来公正？怎料，对方阵容中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竟然振振有词，轻描淡写地说什么“错了，更正就是了”。我指出，新闻与事实有出入，是可以更正的，但一条纯属子虚乌有的报道，却是无法通过更正来弥补的。不然，我口述一条消息，我说你记：中国新闻代表团应美国政府之邀从即日起全面接管美国之音，26个汉字，请您先播出去，待会儿再更正。那老兄一听，脸都涨红了。我说，新闻的第一要义是真实，没有真实与客观，岂有公正可言？ 2000年的这次访问虽然发生了这段小小的插曲，接下来的会谈以及美国之行还是相当顺利的，我们也近距离感受到了美国与美国媒体的强大与自信。尤其是几所美国军校，出示护照就能顺利参观，让人很有一些好感。但7年之后的2007年，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那天结束会谈已是傍晚，我们几个到五角大楼旁边散步，离大老远就被一个穿军服的美国人驱赶，后来在美国境内的几次转机也是反反复复被检查。我当时纳闷：美国，这是怎么了？ 几天后到达洛杉矶，便把此番遭遇说给一位常驻美国的朋友。朋友说，911之后，整个美国突然像变了一样，几乎把谁都当成了嫌疑犯。尤其是你这种身份，肯定是重点。经他这么提醒，我恍然大悟，怪不得那几天总感到有两个身影远远地在晃似的，放在宾馆的行李也似乎被动过。正想把这种感觉说给朋友，朋友夫人匆匆跑上楼来告知：“不好了，车上被盗了。”我们急急跑下楼，车子就停在院子里，车门大开着，车上的东西已被翻乱，一番清点才发现唯独少了我的手提袋——那里面，有我的护照。最初，我们难免有些慌乱，护照被盗，意味着我将从洛杉矶打道回府，无法再参加随后的访问。朋友又是报警，又是找律师，大冬天的，汗都下来了。慢慢地，我仿佛悟出了什么，车上有摄像机，还有照相机，为什么只少了我的小包？莫非是冲着我来的？这样一想，反倒释然了。我在出国前早已经清理过，包里除了一本护照、一个听音乐用的MP3，最多还有200美元，盯我的包显然是盯错了地方。我告诉朋友，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包还会回来。朋友也觉得有道理。果然，晚上9时左右，警局来电让朋友前去取包。待我们办完手续打开包，里面仅剩一本护照和几张名片，连几枚硬币也没给留下，很像被盗的样子。我接过包，留下一句“谢谢警方和这个善良的小偷”，大笑着离开了警局。 这就是我的两段访美经历。这些年，原本还有几次出访美国的机会，但我再也没有去这个国家。不错，我是从事军事报道的记者，但是，我是来美国友好访问的，不会也不可能从事与我身份所不相符的一切。如果因为我的军人身份就被无端怀疑，美国人也真是太高看我了。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就喊过“打倒美帝”之类的口号，也唱过“打败美帝野心狼”之类的歌谣，不过长大以后，我们并没有对美国有过多大的恶感。两国虽然有过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也同样有过二战时期的并肩作战。1972年，尼克松总统跨越大洋与毛泽东主席的历史性握手，改变了当时的世界，也缓解了当时中国的安全态势。及至建交，尽管有些磕磕碰碰，两国关系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应该说，中国始终小心翼翼地呵护中美之间的关系。但是，总有那么一些美国人，常常无视中国的克制与善良，嘴上喊着自由民主，实则推行“双重”标准。不是吗？ 911之后，美国举国悼念死难者，但对于惨死在美国导弹袭击下的三位中国驻南联盟记者，谁见过哪个美国人真诚忏悔过？中美南海撞机，美国人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他们的飞行员归国，谁见过美国政府对失踪的中国海军飞行员王伟家人有过像样的道歉和慰问？冷战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明里暗里加剧了针对中国的动作。重返亚洲也好，印太战略也罢，有美国人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吗？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不仅企图通过贸易战削弱中国，战机军舰频频跑到南海、台海炫耀武力，还美其名曰“航行自由”，难道“横行”也有自由？中国和平崛起，这是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势，就像当年美国的崛起不以欧洲的意志为转移一样。并且，中国已经多次声明，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更不会走“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老路，说的还不够明白吗？美国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官二代” “富二代”，早已习惯了自以为是，也早已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孰不知，世界已经悄然间发生了变化。 是的，中美存在分歧并且有时还存在重大分歧，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既然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两个大国，那么，美国同样有责任和义务抑制这种分歧而不是放任分歧扩大，更不是时不时地挑战中国的底线。 此次《华尔街日报》的辱华事件，显然不是个别存在。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就连美国媒体和专家都对美政府措施表达了质疑。”事实上，美国一些政客不仅煽风点火故意夸大中国疫情，而且企图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公开宣称，中国正在发生的肺炎疫情，对美国是好事，将有利于制造业加速回流美国。他还说，接下来全球会慎重考虑中国供应链的风险。此言一出，举世震惊。被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怒斥为“卑劣之举”。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瓦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据说，也是位“赫赫有名”的学者。另外一名叫做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暗示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封杀中国。对此，著名地缘政治学者KJ Noh警告说，当下恐惧和仇恨“比病毒更可怕。一旦有谁挑起仇外意识形态，终将反噬其身”。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然而，靠着卑鄙行路，又能走多远呢？由此，我不禁想对美国人说几句：如果诸如瓦尔特·拉塞尔·米德，诸如汤姆·科顿，诸如威尔伯·罗斯之流的观点，还能够在当今的美利坚大行其道，那么，美国，还真让世界小瞧了你——就像一度高大的美国媒体形象，在我心中彻底倒塌一样！ 注：2016年发表时，原标题为《一个中国军官与美国媒体两次交锋：美国，别让世界小瞧了你》。本次重发标题和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