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家具研习社 |
在比较历代家具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明式家具与宋代家具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今日便追本溯源，一探宋代家具与明式家具的联系。
中式传统家具源流甚早，在经过起居习惯的转变之后，家具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逐渐完善、成熟，并最终在明清两代走向巅峰。 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明式家具的完美正得益于前代在工艺、造型等方面的厚重积累。 明 黄花梨木雕螭纹圈椅 故宫博物院藏 而在众多的前代家具中，我们又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对宋代家具有着较多的继承甚至在艺术气质上有着相通的韵味。 追本溯源，今日便让我们一赏宋代家具，以观明式家具之源。
材料与装饰 高等硬木在明清时大量流入中国市场是明清家具得以形成与不断完善的重要原料基础，而在还未能广泛应用黄花梨、紫檀等海外木材的宋代，工匠更多的是就地取材——使用我国原产的木材。 据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宋代家具实物，如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杨木画屏、台座等物可知，宋代家具使用木材范围甚广，包括杨木、桐木、杉木等软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枣本、楠木、梓木等柴木，另外亦有乌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 金 木影屏 大同市博物馆藏 当然，除了木材，竹也是家具用材中的一个主角。在《六尊者像》、《十八学士图》等宋代绘画作品中，我们便可以发现绘制得十分明确的竹制家具，甚至使用的还不是一般的竹材，而是湘妃竹，其所制作的椅类造型也颇多，包括扶手椅、靠背椅、玫瑰椅等等。 宋 《十八学士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材料虽然并非明式家具经典作品的主要用材，但亦在后代被大量应用于明清的民间家具中，尤其是晋作家具等。 至于其装饰材料，总的来说，宋代家具少用繁琐的装饰，比较精简。虽然亦有金属、陶瓷等参与，但更多的还是镶嵌石材，尤其是云石，《十八学士图》中便有这样一例画案。这一做法在明清家具中亦得到了广泛应用。 宋 《十八学士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施加额外的材料装饰，家具的装饰还包括线脚与构件本身。而线脚装饰的案例早在北宋时已经出现，在巨鹿出土的北宋木桌上，边抹与角牙都有明显加工而成的凹线，可见那时的工匠已经初步掌握了家具中线脚装饰的艺术。 而冰盘沿、剑脊棱等在明式家具中尤为经典的元素，也存在于各种宋代出土实物上，比如拜寺口双塔的西夏木桌面沿便颇似冰盘沿。这些线条虽然简单，在空间中并不起眼，却能在人眼中成为家具的轮廓，或流畅如江水，或婀娜似卷草，为家具增添更为隽永的魅力。 西夏 供桌 宁夏贺兰山县拜寺口西塔出土 宋代家具更多的装饰其实是在本身的构件上作雕琢和改变，牙条、券口、矮老、卡子花、托泥等等部件都可以在作为主要结构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装饰，兼顾了美观与实用。 以此件北京天开塔地宫出土的粗腿木桌为例，其腿间不仅施双横枨，枨上还接多个矮老，每个框中均嵌了卡子花。其卡子花尤为硕大，用透雕技法制成，造型还十分别致。 辽代 木桌 首都博物馆藏 再谈造型变化最为丰富的牙板牙头，如下图木桌所示，这时已经有了比较典型的壸门牙板。除此之外，云纹、几何纹等宋代家具中已经比较经典的牙板样式在后来仍然被广泛应用在明式家具的牙板上。 北宋 木桌 江苏江阴孙四娘子墓出土
造型与结构 众所周知，许多家具的造型结构都来源于对建筑的模仿。宋代家具亦然，与前代不同的是，此时因为垂足而坐起居方式的进一步推广，人们对高坐家具的需求更为急迫，故而传统的家具结构未免显得有些过时。 故而此时工匠摒弃了前代常见的对箱型结构的模仿，而是更多的模仿梁柱结构和折叠结构，以搭建出稳固的框架，最终便诞生了宋代家具中繁多的高足桌椅、交椅等作品。 宋 赵佶《文会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而，月牙凳等典型的唐代家具已经较少出现在宋代家具中，靠背椅和灯挂椅却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盛行，到明清时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因为结构的变化，传统的木材交接方式亦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故而工匠还进一步改进了榫卯的组合设计，使得不同木材的交接更为稳固，家具的结构更为合理。如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榻上，其榻面大边与抹头就没有使用格角榫，而是以45度格角相接后，再楔入铁钉紧固。 五代 无束腰木榻 江苏扬州寻阳公主墓出土 在这个过程中，工匠往往删繁就简，多用直线构件来交接搭建框架，再用束腰、牙板、矮老、托泥、三弯腿、鼓腿彭牙等经典部件作装饰，这也正是明清家具的基本组成方式。 据学者研究发现，明清家具中的主要品种在这时候已基本齐全，这一现象被称为“宋制完备”。仅椅子一个领域，便有靠背椅、灯挂椅、四出头扶手椅、玫瑰椅、交椅、圈椅和宝座等形式。 宋 《蕉阴击球图》故宫博物院藏 尤其是圈椅，宋代圈椅主要有两种椅圈结构：一是在竖直木条的支撑下形成椅圈；二是在前后腿的向上延伸部分和靠背的支撑下形成椅圈。可以看出后者就是典型的明式圈椅架构。 以《会昌九老图》中圈椅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宋代圈椅在造型上也具备了后来经典明式圈椅的大体模样，其融纳了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二者之间有着十分明确的继承关系。 宋 《会昌九老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宋代家具形成了有束腰与无束腰的两种体系，为明式家具中束腰的应用做好了铺垫。在宋代家具中，束腰多与弯腿搭配，无束腰者多与直腿搭配，这也是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总结出的经验。 《维摩演教图》是北宋画家李公麟创作的纸本墨笔画，而《五山十刹图》是南宋时期日本僧侣测绘五山十刹建筑以及室内家具的资料，以此二者的香几作对比，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搭配。 左：北宋 李公麟《维摩演教图》故宫博物院藏 右：南宋《五山十刹图》 在结构简练的宋代家具中，腿足可以算是其造型中变化最为丰富的部件之一，而宋代家具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三弯腿、板足、马蹄足等等也同时在明式家具中还被广泛应用。 金 木盆座 大同市博物馆藏
艺术与风格 比起前代家具如唐代家具的丰满端庄、浑厚华丽，宋代家具呈现出的风格是迥异的，它往往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其根源在于两代所面临的国情不同，社会流行的审美文化亦不同。 唐国力强盛，八方来朝，故而唐代家具展现的其实是泱泱大国的气派；而宋强敌环伺，国祚延续困难，统治者又侧重文臣，科举制度将大量来自民间的文人输送到官僚阶层，这些人便是社会风尚的弄潮儿。 简朴的民间文化与当时文人所推崇的儒释道思想融合成的理学共同指向了一种清新雅致的审美取向，如苏轼所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这种对天然清新的推崇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造物领域。宋代诗词、散文中蕴含的清逸隽永之美亦能从宋瓷与宋代家具的身上看到。 如果说明式家具是文人审美，那么宋代家具则可以说是带有一种“理学审美”，“理”被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对理的推崇使得家具风格也趋于“谨严、平易、雅正、质朴及含蓄”。 北宋人黄伯思设计的《燕几图》最能体现宋代家具中的理性色彩。燕几，即用于设宴的案几。图中所绘的燕几一套七张，包括长桌两张，中桌两张，小桌三张，可根据宴会的规模与场地的需要组成不同的布局，“燕衍之余，以之展经史、陈古玩，无施而不宜”，体现出了极高的实用价值。 北宋 黄伯思《燕几图》 而据《常熟县志》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叫戈汕的工匠在《燕几图》的基础上，又设计出了蝶几：戈汕能书善画，尝造蝶几，长短方圆，惟意自裁，垒者尤多，张者满室，自二三客至数十俱可用。 这套蝶几由十三张桌几组成，其中长斜（等腰梯形）两张；右半斜（直角梯形）两张，左半斜两张；大三斜（等腰直角三角形）两张，小三斜四张，闰一张，组合方式更为多样。这正是明式家具继承宋代家具的直接证据。 总的来说，宋代家具主要靠两点完成了其艺术风格。 一则家具的基本造型剥除了繁复的装点，家具的艺术在宋代家具中几乎被简化成线条的艺术，上到边抹、下到腿足，大到整件家具的架构，小至一个牙头的雕琢，无不是直线与曲线衍生而成，无不是体现着利落简练的特色。 二则在细部装饰上，宋代家具比起其他朝代的家具少了大面积繁缛的雕饰，只在局部点缀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样的做法也使得视觉上开阔疏朗，大大减轻了审美压力，如清风明月，美得清淡含蓄，又不失余味。 北宋 木桌 河北巨鹿出土 太早则过于素朴，太晚则过于繁缛，太强则过于华丽，太弱则过于单薄，宋代家具恰到好处地将自身独特的时代韵味融入造物中，才得到明代工匠与文人的认可与推崇。 知其源，才知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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