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传教士将《易经》带到欧洲，开始了对《易经》智慧的探索。[1] 19世纪之后，学术的汉学学科在欧洲逐渐兴起，中国经典与文学作品被逐步译介成西方语言。很多传教士与汉学家参与了《易经》的翻译工作，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出版各种语言的《易经》经典译本。在法语汉学界，最早的《易经》全译本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有两位学者在大约同一时期出版了他们的翻译，一是东方学家、海军军官霍道生（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1837－1902）分别在1885年和1893年出版的上下两卷本。虽然出版时间间隔较长，但是霍道生1879年在越南顺化（Hué）地区工作时期就完成了《易经》的翻译[2]，因此他的译本被视为最早的法文全译本。二是比利时汉学家哈雷兹在1889年依据汉文《易经》翻译的法文译本和1897年依据满文版本翻译的法文译本。

比利时王家学院

法国是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心，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但是同在法语学界的比利时则相对被忽略。[8] 虽然人们在梳理法国易学史时都会列出了哈雷兹译本[9]，但是并未展开研究，特别是忽视了他对满文译本的使用。因此，本文希望先展示哈雷兹基于汉文《易经》的翻译以及他对于恢复《易经》原始文本的探索，描述哈雷兹与霍道生就《易经》法语翻译思路展开的讨论，然后介绍哈雷兹对于满文《易经》的使用。哈雷兹的易学思想独树一帜，对于满文版本的使用独具特色，其成就可与理雅各、卫礼贤、霍道生等人比肩。本文并不想抬高或者贬低哈雷兹的工作，而是想要尽可能清楚明白地展现这位19世纪末的比利时汉学家在西方易学领域的贡献。

一、恢复《易经》的原始文本

哈雷兹翻译与研究《易经》的核心问题意识是通过恢复《易经》的原始文本来探究《易经》的本质。在哈雷兹之前，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已经出版了英文翻译，霍道生也出版了半部法语译本[10]。哈雷兹认为他们的翻译很难看到原作想要表达的意义，似乎每卦都有几个互不相关的含义，而译者却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释[11]。相对于理雅各和霍道生，哈雷兹更认可在伦敦大学工作的法国汉学家拉古贝里（Albert de Lacouperie，1845－1894）的方法论。拉古贝里的核心观点是《易经》的原文由中亚的中国部落带到了黄河流域，是对阿卡德语词汇与书籍的效仿，每个卦中列出的不甚相关的句子都是对于这个卦的词汇学解释，也就是说《易经》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辞典。[12] 哈雷兹并没有接受拉古贝里的全部观点，但是他认同《易经》中的经文对是卦这个字符的解释。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与三位中国助手

1889年版本-乾卦

哈雷兹想要恢复原始文本的研究思路可以被视为对传统“经、传分离”思想的发衍。哈雷兹将《易经》的发展分为元素、经、传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素时期”（période des éléments），只有形成《易经》文辞的素材，也就是拉古贝里所谓的辞典。第二个阶段是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从这些素材和他自己的思考中提取了一系列的句子和短语，形成了原始的《易经》。第三个阶段是文王之后的变革时期，《周易》从一部箴言集（Recueil de maximes）转变为一本占卜书。哈雷兹认为理雅各与霍道生的翻译依据的是第三个阶段的《易经》，也就是根据当地注释者的解释所做的翻译，而他所研究的是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原始文本。现存的易经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卦（kouas），即六个横线叠加的图像；二是双重解释（double explication），对整体图像和每一行的解释，也就是卦辞、彖传、爻辞、象传，这是基础文本（texte fondamental）；三是对于彖传和象传的注疏。在这三个部分中，更核心的内容是图形、汉字、卦辞，是《易经》的首要核心，其他一切都是围绕它积聚的：将六爻的象形符号（hiéroglyphes hexagrammatiques）翻译成汉字，并提供类似鞑靼—汉语词典的解释。在这个基本文本之上，人们又添加了解释的内容，与六爻的数量相对应。哈雷兹以第二十卦“观”卦为例，认为六个爻辞是解释“观”字的不同案例，即外表、态度、举止、容貌、尊严、视线等（1887，p.429-432）。从文学形式上来看，《易经》与《诗经》等中国古代文学类似，有警句诗的特点（1889，p.15），而且《易经》中也包括各种意象，比如龙、冰等（1889，p.17-18）。也就是说，哈雷兹更倾向于直接解释原始文本，主张作为卦名的文言词语是多义的，《易经》中各卦都包含该词语的多重语义交织的结构。[13] 那么，这种文本的编撰目的是什么呢？哈雷兹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卦只有实线和虚线两种线条，这说明卦的作者根本没打算创建一个完整的图形系统，而只是发明一套符号来表达思想。二是《易经》与主导了中国命运的孔子思想相契合，《易经》中的概念和词汇包含了宇宙起源的原则、家庭、社会和政治的组织、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德，这看起来很像政治家的笔记。三是实线和虚线是表达思想和词汇的最初图形工具（1887，p.452-455）。

由此，哈雷兹推测《易经》的原始文本是由六十四个条目组成的“哲学和语法的思辨性的手册”（un répertoire de réflexions philosophiques et grammaticales， 1889， p.3）。哈雷兹意识到自己的论断必然面临质疑：既然这是一部类似辞书的经典，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将它作为占卜之书呢？哈雷兹的答案是：《易经》的基础文本在编撰之初并不为人所知，一位沉迷占卜的人在得到它之后进行了改写，并使之广为流传，他的权威使得原始文本的本意被人们淡忘，爻辞中各种语义含糊也是由他导致的（1887，p.450）。哈雷兹所说的具有权威的编撰者就是文王。文王将其制作成一部卜筮之书，通过注释的方式增加了占卜的内容由此该书就为卜筮者服务，不过没有完全失去其最初状态和最初意义的记忆（1889，p.12）。为了说明《易经》在成书之初的政治意义，1893年哈雷兹又发表了《公元前七世纪的〈易经〉》（Le Yi-king au VIIe siècle avant J.-C）[14]，试图考察《易经》原始文本诞生之时的历史文献，找到《易经》编撰的真实目的，通过《左传》证明人们用《易经》的卦象来指导政治活动。

哈雷兹虽然是神父，但是他的研究是学术的而非神学的，这与此前传教士的研究态度大不相同。比如，法国索隐派（Figurism）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试图在《易经》中寻找《圣经》的遗迹，认为乾卦中的三个阳爻与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Trinity）有关系。[15] 不过哈雷兹也受到基督教语境的影响，他将占卜视为一种低级的迷信。在当时，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解释者，都将《易经》视为一本仅用于指示咨询者事业吉凶的占卜书籍，每个卦爻都对应着一种象征和一种预测（1889，p.8）。哈雷兹不希望《易经》被人们当做一部“奇怪且无意义的占卜之书（1889，p.3）”，因此，他采用了一种自认为像哥伦布的鸡蛋（l’œuf de Christophe Colomb[16]）一样简单的办法判断《易经》的本质，即恢复《易经》的原始文本。这种研究方法也导致他否定了后世的《易经》注疏，与另外一位法语翻译者霍道生产生分歧。

霍道生使用的中文版本：《御制周易折中》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认为霍道生应该受到了哈雷兹观点的冲击，但是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20] 霍道生在第二卷的跋中声称并没有读过哈雷兹的翻译，只读过哈雷兹1887年的论文。霍道生表示他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只能在借助传统的帮助下研究《易经》，这并不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传统，而是在其中寻找关于这部著作的本质的线索”[21]。霍道生认为哈雷兹一方面否定《易经》的注疏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又使用了某些解释。哈雷兹在论文中解释“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时，确实引用了《小学》（1887，p.434）。最后，霍道生表示，二人在一个问题上观点完全不同：哈雷兹认为经过他的研究，回答《易经》的本质问题非常简单，过去的学者白费力气思考它，而霍道生则表示它的难度极大，需要很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共同努力（1893，postface）。面对哈雷兹激烈的批评，霍道生的回应看似委婉，但是说明了他并不接受霍道生对于《易经》本质的结论，《易经》应该包含更复杂的隐含意义。

哈雷兹与霍道生之间的最大分歧就是如何看待《易经》原始文本与后世注疏之间的关系。哈雷兹易学研究的主要观点就是剥离后世各种人对《易经》的注疏，重建《易经》的原始文本和明确《易经》政治哲学索引手册的本质。而霍道生则更想忠实地翻译《易经》这部经典，并且将其放在中国的注疏传统中理解。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1897－1938）评价霍道生的译著只有历史意义，但作为译者，他是第一位认识到要尊重中国的学问，而不是在不了解文本意思的前提下凭空去创造理论的欧洲人。[22] 相较于霍道生，哈雷兹的翻译更具有个人风格，将自己的学术观点融入了翻译之中。哈雷兹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某些学者的认可，特别是拉古贝里，他称哈雷兹译本为“一部完美的《易经》，理想的作品，可能更接近它本来的样子[23]”。此外，莱昂·费赫（Léon Feer，1830—1902）为哈雷兹1889年的译本做书评，认为哈雷兹选择恢复《易经》的原始形式，排除与卜卦相关的内容是正确的。[24] 1898年，哈雷兹在《亚洲学刊》再次公开回应霍道生，表示他所使用的满文版本可以支撑他的论断，这篇回应被他作为与霍道生争论的终结。

1897年基于满文版翻译封面

御制翻译易经上下篇义-伏羲八卦方位

御制翻译易经-坤卦

哈雷兹认为满文译本来自中国文人的主体，由他们当中的最有学问的人乾隆皇帝主持，而非宋代那些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哈雷兹认为满文版本就是中国人自己所做的版本（la version faite par les Chinois eux-mêmes）[31]，因此他称自己新译本为“依据中国解释的翻译（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这表明在哈雷兹看来，满文版本具有权威性，它虽然是译本，但是呈现的是《易经》的本意，两个版本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在意义上是相同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在哈雷兹看来，即使他是比利时人，但是他用法语表达出来的《易经》与原始文本是一致的。哈雷兹认为不仅中国译者在语句的翻译在细节上与他是相同的，而且对待《易经》的态度与他一致：后世的《易经》注疏是对于易经文本的阐发，这种阐发忽略了《易经》的原意，这意味着，想要明确《易经》的本质必须要恢复《易经》的原始文本。至此，哈雷兹的易学研究通过满汉对参实现自洽。

结语

哈雷兹对待占卜和易学注释传统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偏颇的。受限于语言、背景等多种因素，很多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偏见，特别是在专业汉学刚刚兴起的十九世纪，东方学者获取中国知识的渠道相当有限，经常过于依赖传教士带回来的见闻与书籍，仅仅借助有限的文本建构对中国的想象。虽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学者作为他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确实经常提供非常新颖的研究视角，西方学者对《易经》等中国经典的翻译与研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但是汉学研究的中心始终应该在中国。哈雷兹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有很多缺陷与错误，但是他为理解《易经》开拓了有益的进路，特别是基于汉文和满文两种版本《易经》的翻译对海外易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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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西平《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冬之卷，第123-127页。

[2] 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 Yi King : le livre des mutations， 1998， Paris : Zulma， postface.

[3] 笔者尚未发现Charles de Harlez自译的汉名，依循其他学者作哈雷兹，也又学者作哈勒兹、哈尔勒、阿赫勒兹等，译名之间的差异是英法读音不同造成的。

[4] Henri Cordier， “Mgr. de Harlez”， in T'oung Pao， 1899（5）， p. 487.

[5] 参考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数据，https://data.bnf.fr/fr/12908272/charles_de_harlez/，浏览时间：2024-01-16

[6] Charles de Harlez， “Le Yih-King，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in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 1889（8） : 1-155. 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年份与页码。[说明：之后引文夹注为（1889， p.X）] Charles de Harlez， Le Yih-King，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Bruxelles : F. Hayez， 1889. Charles de Harlez，Le Yi-king : 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dchoue， Paris : E. Leroux， 1897.

[7] Charles de Harlez， “Le Texte originaire du Yih-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in Journal asiatique， 1887（2） : 424-450. 下引该文，仅随文标注年份与页码。[说明：之后引文夹注为（1887， p.X）] “The True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king”， in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China， 1894， pp. 386-395.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inJournal asiatique， 1891（1） : 164-170.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au VIIe siècle avant J.-C.”， inJournal asiatique， 1893（1） : 163-171. Charles de Harlez， “Interprétation du Yi-king.”， inT 'oung Pao， 1896（3） : 197-222.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 inJournal asiatique， 1896（1） : 177-178. 1887年的文章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和英文：“L'Yi-king. Suo carattere originario e sua interpretazione”， inGiornale della Società Asiatica italiana， 1891（5）: 183-191. J.P. Val d’Eremao （trans.） The True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king， S. l. n. d. 1894.

[8] 张蕙莹《比利时汉学研究调查》，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2016年第1期，第67-73页。

[9] 赖贵三《十七至十九世界法国易学发展史略》（下），载《巴黎视野》第16期，2011年，第20-27页。彭建华《〈易经〉法语翻译的分析考察》，载《易言说心》2014年5月，第115-137页。 此外，还有论文讨论了哈雷兹译本的功能主义翻译方法，于昊晟《〈易经〉的法译释意研究——以 LE YI-JING :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为例》，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10] 事实上，英国传教士马克莱奇（Thomas McClatchie ）1876年就在上海出版了《易经》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但是哈雷兹几乎没有谈到他。Thomas McClatchie， 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易經 or the“Classic of Change，”with Notes and Appendix，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11] Charles de Harlez， “Le Texte originaire du Yih-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426-427..

[12] 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ih King） and its authors”，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2（4）:781-815.

[13] 彭建华《〈易经〉法语翻译的分析考察》，载《易言说心》2014年5月，第126页。

[14]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au VIIe siècle avant J.-C.”，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3（1） : 163-171.

[15] 张涪云，陈欣雨《白晋研〈易〉方法论析》，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60页、

[16]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170.

[17] 也有学者批评霍道生的中文水平，Olga Rödel， “Reviewed Work（s）: Le Yijing by Paul-Louis-Félix Philastre and François Jullien”，in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993-1194（11/12） :353-355.

[18] James Legge， The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New York: Mineola， 2019， p.57. P.-L.-F Philastre. Le Yi: King ou livre des changement de la dynastie des tsheou，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is : Ernest Leroux， 1885， p.13.

[19] Charlez de Harlez， “Reviewed Work（s）: Le Yi-King ou le livre des Changements de la dynastie des Tcheou by P. L. F. Philastre”， in T'oung Pao， 1894（5）: 93-98.

[20] Paul Pelliot， “Reviewed Work（s）: Philastre. Sa vie et son œuv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de Saïgon， n° 44， 2e semestre 1902） by null Nel”.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3（3） :470-472.

[21] Paul-Louis Félix Philastre， Yi King : le livre des mutations， postface.

[22] 靳铭吉《休茨基论欧洲〈易经〉的翻译与研究》，《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第55-62页。Конфуций.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Пер.， коммент. Проф Ю. К. Щуцкой; предисл. Б. Виногрод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 2017. p.32.

[23] 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ih King） and its authors， London 1892. p. viii.

[24] Léon Feer， “[Compte-rendu de :] Yi-king”，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1（II） : 374

[25] 关于清代儒家典籍的满文翻译，参考王硕《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

[26] 王敌非《清代西方汉学家满语文研究概述》，载《满语研究》，2023年第2期，第20-24页。

[27] 关于19世纪中期实用汉语教学在法国的争议，参见Notice historique sur 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Paris， 1883. p. XVIII， XL.

[28] 罗莹《雷慕沙译文新探——兼论传教士汉学与早期专业汉学的关系》，《国际汉学》，2014 年第 01 期，第 97-106， 125页。陈树千《法籍耶稣会士与十八世纪满文西行》，《满语研究》，2016年第1期，第25-28页。

[29]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6（1） : 177-178. 这篇文章表明，哈雷兹此时才发现《易经》的满文译本，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哈雷兹在1889年的译本中就使用到了选录了《易经》的满文注释。李伟荣《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6-81页。

[30]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et sa traduction en mandchou”， in Journal asiatique， 1896（1） : 177-178.

[31] Charles de Harlez， Le Yi-king : 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ê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dchoue， Paris : E. Leroux， 1897.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