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器鉴定识别上有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是说玉器是真的,也是史前的,但不属红山文化却被定为红山文化的玉器。如在传世品中,有的实是别的文化或时代的古玉。但被有意无意认定或冒充为红山文化玉器,此亦应在鉴定之列。
在一些书中,常将史前玉玦定为红山文化玉器。我们知道,作为耳饰品的玉玦,起源甚古,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早一阶段文化的有代表的象征物,20世纪80年代前南方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等遗存中已发现不少玉玦,后来在北方先是查海文化遗存,继而在兴隆洼文化遗存中,都有玉玦的出土,其年代已上溯至8000年前。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亦多有玉玦发现,且常见用玉髓或玛瑙制成,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查海文化玉玦
夏家店下层环形玛瑙玦
然而迄今为止,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尚无玉玦的明确考古发现,在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家墓葬中。10年来已出的玉耳饰品有玉耳环、松石半圆形耳坠,但无一例玉玦的出土;在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墓中出土有松石鱼形耳坠,亦未见玉玦。所以红山文化中有无玦,目前实无考古学上的依据,虽在赤峰地区巴林右旗一带回收到玉块,然是否确属红山文化,仍有待求证。当然。也不能据此便断定红山文化中无玉玦。
红山文化 玉兽头玦
另外,也有本是红山文化玉器却反被鉴定为商周或更晚者,这在有的图录中仍可见到。对此,亦应留心加以鉴别。
不只在传世玉器的鉴定上,就是在回收出土的玉器上,也存在这一问题。以巴林右旗为例,先后在巴音汉苏木那斯台遗存和巴彦塔拉苏木苏达勒回收到两批玉器,那斯台的一批,从器类和形制上看,都与红山文化的玉器相同,不会有什么大的疑义,不需细说。
而苏达勒的一批,包括玉环、玉玦、玉管状珠等,均与红山文化玉器有些许不同,虽有一件勾云形玉佩可以归入红山玉器一类,然形制却很独特、少见,迄今还未见与此形状相同的第二件,而且它们之间的出土关系与伴存关系均不明。还有一件灰白色石头制成的人面纹饰件,也很别致。
勾云形器
总的看,有的虽可与红山文化相联系,但却难于断定属于红山文化,反而与白音长汉、赵宝沟文化有些联系。何况有的不是回收于同一个小地点,即使同一地点又有个不同文化层位上下堆积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分析,否则就会造成错觉,彼此影响,以致混淆起来。所以,目前还不宜急于将此一批全纳人红山文化玉器中,应弄清楚了再一一定其归属。
玉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某一文化受到相邻近红山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出现了与红山玉器相类似的玉器。
如农安左家山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似玉石龙,肇源、泰来等地出土的方圆形玉环、玉璧以及玉二连璧等。像此类玉器一旦出土或回收到手,并有所了解,自然就不便轻易下结论认定它是红山玉器。
玉兽面纹丫形器
有鉴于此,对传世品中一件单独的史前玉器,既不明出土情况又不了解伴存关系,只是从形式上对比鉴别,以定归属,有可能免不了张冠李戴之嫌。记得有的书中,不知基于什么理由,曾将一件玉人归属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的赵宝沟文化中去,难令人认同。
再如对传世双连璧文化属性鉴别的问题,有的学者就相当谨慎,明确指出:“玉双连璧出十地点分布甚广,北起黑龙江松嫩平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来等原始文化,经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晚期,南迄江淮地区原始文化、江苏海安青墩以及南京浦口营盘山等遗址和墓葬……故其文化属性及其产地尚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所论甚是。就双连璧的造型与形制特点而言,红山文化的连壁与属大汶口文化等的连壁,的确有所区别。
玉双联璧
所以,不只看其间的“大同”尤要注意到“小异”,正是此种“小异”,却有可能鉴别出其文化的具体属性。再如,传世品中一件玉椭圆形佩,便被认为虽在出土器中亦未见有与此相类似者,但据其内、外边均作刃状,形制不合规矩等特点看,确有红山文化玉器的风韵。
以此而论,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不但要从器类、形制、质地、纹饰、工艺与功用上加以综合分析,而且要从历史上探索,把握其文化内涵、艺术范式与精神特征,才能更好地鉴别出真与假、是与否、源流与演变、关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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