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博物馆，来了一位30来岁，捐献文物的年轻人。当他把要捐献的文物摆在案头时，当场的人都惊呆了。 年轻人坦言，这件文物出土于明初大将沐英墓，是他用8根金条，从盗墓贼手中换来的。这件文物就是被称为“世上元青花第一”，估价超过10亿元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传统评书《大明英烈传》，以及金庸先生作品《鹿鼎记》中，都有关于沐英的记述。 沐英是个孤儿，靠乞讨为生，后来遇到乞丐中的扛把子朱元璋，把沐英收为义子，演绎了一段从乞丐到将军的传奇。 历史上就属义父、义子这种关系最不靠谱，两个人之间，无论谁有了本事，都会反目成仇。 吕布干掉了丁原和董卓两个义父，大耳朵刘玄德也把刘封开刀问斩。李克用更是干脆，把义子李存孝五马分尸了。 可这种事难不住朱元璋，老朱认为，之所以义父和义子反目成仇，就是干儿子收得太少了。 为了不让历史上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生，朱元璋一口气收了20多个义子，个个能征惯战。其中最能打的就是李文忠和沐英。 朱元璋还有二十几个亲儿子，但他的亲子集团，战斗力明显弱于义子们。 朱元璋的儿子们中间最厉害的就属朱棣，义子们中间战斗力最弱的是平安，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安，在靖难之役中，将朱棣打的满地找牙。 平安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是李文忠和沐英了。 沐英镇守云南，他最得意的发明，就是”步兵打大象”战术了。 沐英如此骁勇善战，朱元璋非常欣慰，命令沐英留在云南驻守。 沐英鞠躬尽瘁，在云南一干就是十几年。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48岁的沐英，因操劳过度去世了。 朱元璋闻讯后伤心不已，追封沐英黔宁王，灵柩安葬在南京江宁县将军山。
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但他对沐英太好了，以至于民间传说沐英是他的私生子。沐英墓的随葬品中，有无价之宝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1950年春天，南京刚解放不久，当地军管部门接报案：东善乡印堂村东将军山南麓沐英墓被盗。 办案人员雷霆出击，很快就将盗掘沐英墓的主犯康永海捉拿归案。 康永海时年四十岁，江宁县湖熟人。 解放前，康永海带领十几个手下，常年活动在汤山一带，靠盗墓为生。 康永海精通历史，擅长风水研究，对江宁境内的明朝古墓他了如指掌，被他盗掘的古墓不计其数。因此也被同行们称为“掘坟状元”。 南京解放不久，琐事千头万绪，康永海趁此机会，带着七八个人盗掘了沐英墓。 墓室打开后，随葬品之多，有些出乎康永海的意料，最后他只拿走了那些价值连城的随葬品。明朝军队使用的铜器大喇叭，陪葬的上百件兵器，包括墓志在内上千件其他随葬品，都被随意凌乱地丢弃在墓室内。 沐英墓被盗，是南京解放后第一起重大盗墓案，主犯康永海被抓获以后，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主办此案的办案人员金琦和李蔚然，缺乏办理这类案件的经验，竟然没有追问康永海，在沐英墓中盗取的文物种类、数量，以及去向，就向上级递交了结案报告。 为了震慑犯罪分子，上级首长当天就签发了处理决定：立即枪决主犯康永海。 第二天上午，军管部门在江宁县东山镇召开公审大会，盗掘沐英墓的主犯康永海，在湖熟镇被执行枪决。
当时的南京夫子庙贡院街，是远近闻名的古董交易场所。 在这条热闹的大街上，有个古董商名叫陈新民，年纪还不到30岁，就已经混得风生水起，在古董界小有名气。 陈新民在夫子庙开设了两家古董店，一家经营字画，另一家经营瓷器。 康永海被镇压一个多月后，一个行踪诡异的人，来到陈新民的古董店。他怀里抱着个青布包袱，把包袱打开，露出一件高44厘米，底部直径为13厘米，腹径28.4厘米梅瓶，梅瓶腹部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案；画面错落有致，层次分明，之外还配有五组纹饰带。 内行看门道，陈新民立即断定，这是一件罕见的元青花精品。陈新民不动声色地问道：“买多少”。 那个神秘的卖主伸出两根手指，慢慢地道：“两根大黄鱼”。 当时苏浙一带，把十两重的金条称之为“大黄鱼”，一条“大黄鱼”重312.5克。 陈新民没有犹豫，立刻拿出两根金条，将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买了下来。 按照古董行的规矩，陈新民没有追问卖主的真实身份，也没有问他这件古董的来历。 卖主拿金条走了，陈新民如获至宝，立刻把梅瓶带回家中，就找人打制了一只樟木箱，专门用来盛放梅瓶。最后陈新民把樟木箱装进床头下的一个箱子里，并叮嘱妻子，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大约过了二十几天，那个神秘的卖主，又突然找到陈新民，他反悔了。表示愿意出4根大黄鱼，将梅瓶赎走。 陈新民自然不同意，并向卖主表示，你还想要多少钱，尽管开口。 卖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说有人出8条大黄鱼的价格。 陈新民也是豁出去了，他给对方分析说：现在梅瓶在我手中，卖不卖我说了算。可既然有人出8条大黄鱼，我也给你8条大黄鱼，你拿了别人的钱，还要付给我赔偿金，如果继续和我交易，这些钱可都是你的了。 卖主当即表示，愿意和陈新民继续交易。 陈新民又接着说：“我有两个附加条件，这个梅瓶的出处，还有另外一个买家是谁”。 卖主说梅瓶是两个月前，从将军山沐英墓中挖出来的。另外一个买主姓马，也是夫子庙的古董商。 陈新民知道这个姓马的古董商，8枚金条是他能拿得出来的全部家当，所以不再担心他继续哄抬价格。 但8枚金条对陈新民来说，也是压力山大，他变卖家产，甚至把妻子的戒指和发簪都卖掉，总算是凑齐了6枚金条。
1953年冬天，陈新民的儿子陈永兆出生，但还没到满月就被人抱走。 可能是这个人贩子做贼心虚，看到在街上值班的民警，扔下孩子逃走了。 与此同时，陈新民收到一张神秘的纸条，要求他拿家里藏的宝贝换回儿子。 就在陈新民焦头烂额之际，孩子被民警送了回来。 陈新民心里有鬼，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他斟酌再三，最后决定，把梅瓶无偿捐献给当地文物部门。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被南京博物馆收藏，在文物界引起巨大轰动，也成为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元青花虽然珍贵，但存世量也有数百件，但是像“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这样色泽透明，鲜艳，造型如此完美的却绝无仅有，堪称国宝。 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等人，也赶赴南京，对这件稀世之宝进行仔细地鉴赏，研究。 梅瓶造型别致，是契丹人的发明，用来装水的器物，名字粗俗却形象，当时被称为鸡腿瓶。 檀渊之盟后，北宋和辽国息兵止战，在两国交界处开办榷场，契丹贵族经常在榷场，订购北宋烧制的陶瓷制品，其中数量最大的就是鸡腿瓶。 北宋的文人雅士们，感觉鸡腿瓶这个名字太粗俗，它造型瘦骨清风，有如梅花，于是，就取了个十分雅致的名字—梅瓶。 这么文雅的器物，再用来装水就有暴殄天物之嫌，用来装酒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北宋的青花瓷制品也横空出世。 北宋青花瓷 其实青花瓷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的巩县窑，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批青花瓷制品。 可惜唐代青花瓷只是昙花一现，原因是缺乏着色剂。制造青花瓷的着色剂是钴，钴在高温时生成稳定的蓝色。 公元六世纪，罗马人就使用钴制造蓝色玻璃，并能批量供应高品质的钴料。 倒不是罗马人生产的钴料多，而是他们的格局小，他们想破了脑袋，也想象不出唐帝国的面积有多大。就算是罗马倾全国之力都生产钴料，产量也满足不了大唐帝国一个窑口的使用。 陶瓷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一个巅峰，可是宋代生产的青花瓷甚至不如唐代。 当时世界上玻璃器皿的主产地，已经从罗马转移到威尼斯，威尼斯供应的钴料也比罗马成倍地增加。 但是宋朝对威尼斯生产的钴料不屑一顾，因为宋朝人相信，在古籍中可以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即便是后来在浙江江山县发现了钴料，也没有被大规模利用。 因为宋代那些书呆子们在《荀子·劝学》找到了生产青花瓷的答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给丝绸染色使用的是蓝草，它的叶子可以提取靛青。蓝草的品种有菘蓝、马蓝和蓼蓝等等，宋代的陶瓷工匠们坚信，制作青花瓷一定要使用蓝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孟德的审美观也被宋朝人完美地继承下来，一袭沔阳青衫，可是读书人的标配。 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宋代的陶瓷工匠们，不知做了多少实验，使用了几多蓝草做着色剂，可最终事与愿违，用植物做着色剂，制作青花瓷的实验，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铁蹄先后征服了西亚和东欧，在这些地方，蒙古人发现当地居民使用的，都是白底蓝花的陶器。 这些陶器制作工艺粗糙，器型也简单，真正让蒙古人感兴趣的，是陶器上使用的着色剂。 钴料在西亚和东欧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蒙古人带着大量的钴料，回到江西景德镇，把它交给还在闭门造车的陶瓷工匠们，并同时成立浮梁瓷局，开始大量制造青花瓷器。
景德镇制造的青花瓷，质量上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经推出，就成为达官贵人追逐和相互炫耀的资本。 陶瓷工匠们再接再厉，创造性地在瓷土中加入高岭土，从而使制造大型陶瓷制品成为可能。 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朝廷实施严格的海禁，钴料的供应再次被切断。 虽然明代的陶瓷工匠们使用了其他产地的钴料，但这些替代品杂质太多，还含有别的矿物质，用这种钴料生产出来的青花瓷，质量远不及元代。 所以在明代中期，元青花就成为一些收藏家的新宠。到了清代，元青花的价格更是扶摇直上，已经到了一物难求的地步。 除了上述原因，元代青花瓷图案之精美，也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在元朝统治的100年中，只进行了16次科举考试，录取的汉人进士只有1000多人。这造成大批读书人仕途无望，只能寄情于戏曲创作和绘画中去。 所以元代青花瓷的图案异常精美，每一件都称得上是精品。 另外元代青花瓷生产数量虽然多，但存世量并不多。 主要原因是当时陶瓷贸易利润巨大，绝大多数的青花瓷制品都出口了，这也造成一个怪象，元青花在海外的数量，远比国内多得多。 像“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这样，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制品，全世界存世量只有9件，其中有7件流失海外。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也正因上述原因，刘新民自从见到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后，不惜变卖家产也要把它买下来。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自从被南京博物馆收藏以后，就被奉为至宝，一般不会轻易被拿出去展览。 就算是拿出去展览，也一定会在展柜前贴上“禁止拍照”的提示。 若是有特殊情况，需要给梅瓶拍照，也只允许照正面，关于背面的图案，很少有人见过。 另外关于这只梅瓶还有一个秘密，关于它的重量，文物专家们都守口如瓶。 现在元代青花瓷制品的伪造手段很高明，那些赝品甚至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关于这只“韩信月下追韩信”的梅瓶，赝品更是满天飞，可文物专家们一上手，感觉分量不对，无论他仿造的多逼真，就能断定这是一只赝品。 弄清了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的来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文物专家们。这只珍贵至极的梅瓶，是如何落在沐英手中的。 有些专家认为，这只梅瓶是洪武皇帝朱元璋赐给沐英的。 而且引经据典的说，这是至正16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路（南京），改名应天府。龙凤宋朝皇帝韩林儿封朱元璋为吴王。 但此时朱元璋已有称帝的野心，沐英年少无知，极力反对，甚至以背叛朱元璋相威胁。 但朱元璋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又爱惜沐英是一员良将，所以对他晓以利害，并赐予他这只“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梅瓶，用来表达朱元璋的爱才之心。将自己比作萧何，把沐英当成韩信。 这个解释看上去头头是道，蛮像那么一回事，但很快就有人提出异议，朱元璋攻下集庆路的时候，沐英才只有12岁，朱元璋手下猛将如云，还轮不到沐英独当一面，朱元璋把一个12岁的孩子比作韩信，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另外还有人说，这只梅瓶是朱元璋称帝以后，赏给沐英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其中以耿宝昌为代表。 但很快又有几个年轻的文物专家，认为耿宝昌的说法也有些不妥。 明清两代皇帝赏赐给臣子的瓷瓶，都是有固定的规格样式，被统一的称做赏瓶。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固然精美无双，但是在明代初期并不罕见，朱元璋刚做了皇帝，绝对不会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任意地将一件梅瓶赏赐给沐英。 随后又有人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这只梅瓶是沐英在平定云南时，打败北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后，缴获的战利品。 这种说法也有很大的漏洞，朱元璋御下极严，沐英跟随大将傅友德平定云南，是洪武14年的事，沐英只是副将，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朱元璋派去监视傅友德的。 就算再给沐英两个胆子，他也不敢背着朱元璋和傅有德，私吞战利品，这可是掉脑袋的死罪。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更加离谱了，说这只梅瓶，是沐英坐镇云南时，属下向他行贿送的礼物。 这真是朱元璋不发威，你把他当病猫了。 朱元璋对手下的贪官，都是剥皮实草，挂在外面示众的。沐英敢收礼，那简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对这只“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到底怎样落在沐英手中的，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最后让文物专家们为难的，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的，这只价值连城的梅瓶，到底能值多少钱。 当年陈新民用了8根金条，共2500克黄金，买下这只梅瓶，当时一克黄金价值2.6元，就等于陈新民花了6500元，这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相当于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可购买17,500斤猪肉，10万斤粮食。 但这只“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太珍贵了，又没有合适的比对，虽然每个文物专家心中都有一个标价，但是谁也不好意思先讲出来。 “鬼谷子下山图”罐
直到2005年，在拍卖会上，另外一件元青花精品“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了2.3亿元的高价。 文物专家们都惊呆了，暗中把“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标价又上调了不少。 几年后，另外一件体型较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竟然在拍卖会上拍出8.4亿港元的高价。而被拍掉的这只梅瓶，不但体型较小，工艺上也不及南京博物馆收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精致。 于是有文物专家站出来，直言南京博物馆收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价值至少在10亿元以上。 此言一出，举世哗然。纷纷称赞陈新民当年的义举。 就在陈新民先生捐赠国宝后不久，南京夫子庙贡院街古董交易市场被依法取缔。 陈新民先生因为捐赠国宝有功，被安排在南京市博物馆工作，每天都能见到他捐赠的宝贝。 陈新民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陈永兆子承父业。 陈永兆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的父亲一直到去世前，也没有跟他说当年那个倒卖“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的人是谁。当年名噪一时的掘坟状元康永海，到底从沐英墓中盗取了多少珍贵文物。 这些珍贵文物下落如何，都是一个谜。
也许有一天奇迹会出现，那个神秘卖宝人的后代，以陈新民先生为榜样，把他珍藏的宝贝捐出来，才是最大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