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已经在西伯利亚平原上连续开了好几天，算一下出发的日子，整整9天9晚，他们才能到目的地莫斯科。窗外是连着天和地的草原与森林，无边际的贝加尔湖让人的思绪也飘向了天际。 这是西汉苏武牧羊的地方，罕无人烟，二十年时间的流放，“需要多么坚忍不拔的毅力啊！”他不禁打了个冷颤。 他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有才华的加持，更有命运的召唤。曾经报考过建筑系，后来学的新闻，还想搞体育的他，却被组织安排学了法律。 “新闻像我的性格一样奔放、激情，而法律却像冰山那样生硬、冷酷。在我的脑海里，那像是由一条条僵化、难懂的法律条文构筑起的高墙等待我去攀援。” 这一攀，就是一辈子，他是江平。 此刻的他身处1951年的夏末时空，当时赴苏联学习是外出留学的唯一出口，中国和西方世界全面断交，正和苏联老大哥惺惺相惜。 江平（中间稍蹲者）在苏联留学学法律期间参加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盛会
出发前，为了给自己补功课，江平特地去买了几本中文的法律书。但组织规定，不准带任何旧法的书籍，去苏联是学习革命的法律，旧法的思想不能继承。 其实，苏联的做法并没有那么”革命“，铁血民族在做过律师的列宁带领下，务实地中庸了一把。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沙俄原来的法律仍然留着，列宁只是颁布了两个法律《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直到5年后，《苏俄民法典》通过以后，才把原来旧沙俄的法律废除。 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决断，让江平内心仍旧有所遗憾，如果......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1949年，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彻底废除，民法典未能幸免。 2年后，第一批赴苏留学的400人中，组织层面传达了对重建法律体系的一些重视，选派了12人学法律。3年后，宪法刚刚颁布，新中国决定动笔起草完全属于自己的民法典。 比江平大8岁的金平，参加了参加了第一次民法典的制定。 当时的金平，刚从云南检察院实习回来，因为来自西南地区，又有董必武培养高校青年教师的号召，被分配到西政的民法教研室工作。
“虽然之前从事的都是与刑法有关的工作，但既然这是国家的安排，我愿意从头学起，重新去接触一个相当于全新的学科。” 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是在中南海，金平还记得，办公的地方就在周总理的隔壁，挨着宋庆龄办公室，”那时我们在国务院的食堂吃饭时， 常能看见周总理，总理还主动过来询问。“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过冬的时候，大白菜烩豆腐日复一日地吃，但胸怀天下，干劲十足。大家觉得一气呵成，把民法写个东西出来，56年就可以见草稿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征求意见，而后通过。 相比现在，”事后诸葛亮“地来看当时的计划，都会觉得太乐观了。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大跃进式的民法典计划。看各国的速度，真的差不多，苏联只花了5年就通过了自己的民法典，而且还掺杂着国内外的战乱，我们当时已经没有内战了，再往前看，2个世纪前的法国，从拿破仑执政，到《法国民法典》，也就5年而已。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56年，“整风运动”开始。 ”民法、刑法这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自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定论让第一次民法典制定，无疾而终。
第一次民法典最终写了525条，分了四编：第一编是总则；第二编是所有权；第三编是债权；第四编是继承。 此后，民法典历经了66年的风波起伏，现年98岁的金平，成为了唯一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专家组成员，活成了”民法活化石“。 金平（右一）与孙亚明（中）及民法起草小组同时余能斌（左一）合影 定论维持了4年后松口。 1962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已经搞了4年，经济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不仅刑法要搞，民法也需要搞，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3月22日的一次谈话中，又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一声令下，第二次民法典制定工作启动了。 第二次民法典草案制定了262条，一共分三编：第一编是总则；第二 编是财产的所有；第三编是财产的流转。 继承这一篇不见了。当时征求意见，金平提出应当保留，不能把它砍掉，但还是被拒绝了。1963年，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认为党内也有资本主义。而继承可以让一个年轻人什么都没干，就有”飞来横财“，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除了体例上的变化，法律名词上也做了”自主创新“，”总则里面用的是单位和个人，法人和自然人没了，债权、物权没了，法律行为没了，合同没了，买卖合同变成买卖关系，基本建设合同叫基本建设关系，运输合同叫运输关系。” 江平在自传中回忆说：
”当人们刚刚摆脱由于忽视规律和法律带来的灾难，肚子里刚刚吃饱饭时，就又开始“折腾”了，而这一次的折腾，竟然是比以前几次更厉害地违背经济规律和彻底否认法律。“ 第二次民法典草案在在1964 年下半年完成了试拟稿，1965年2月，当金平从北京回到重庆的家里过春节，并准备节后出去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这时，国内政治气氛又紧张起来。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又一次中断。 第二次民法典，最后也只是封存在历史的档案上。 此刻的江平，早已在1957年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家庭上，刚刚从苏联等待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 “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成了江平右派帽子里的内容，他戴了22年。江平说，”后来许多年里，对这个结论是又服又不服。“ 被誉为民商法学界“百科全书”的谢怀栻，江平本人最为推崇的学者，与他同一时间因言获罪。江平是因“自由主义”而获罪，而他，是因“法律”而获罪。1957年谢怀栻在整风运动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
（1）我国应尽速制定民刑法律，以免法院无法可依，出现错案 （2）在政法干部教育中应加强法律业务教育，不能以政治运动代替业务教育 （3）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 （4）肃反中有不符合法治的事，应予纠正。 至此， 被划为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21年。 20年前，谢怀栻在清华学机械，抗战爆发后，想“从文报国”，老师告诉他，文科中最能救国的是法律，于是他从清华退学，考入中华民国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专业。 走上法律这条路，是谢怀栻的个人意志，正如他之后做出的任何一个人生关键节点上的决定，跌破世人眼镜，却无比遵从内心。多年后，女儿谢英问谢怀栻，是否对1949年留在大陆后悔，谢怀栻说：“看着现在我国法学界人才辈出、著作如林的繁荣景象，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荒废了30年岁月算得了什么。” 2003年5月3日谢怀栻去世。
谢怀栻 1919-2003
“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典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这是谢怀栻一生对民法典的期望。 历史的车轮终于向前，迎来了改革开放。 1979年11月，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开始了。 前一年，江平戴了22年的帽子被摘掉了，参加劳动改造，做过会计、教过政治、俄语、英语的他，回归北京政法学院，也就是此后的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民法教研室的负责人。48岁的他，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研究法学，重回讲台。 “这一次，我们是真正地要尊重规律和法律了。"江平说。”这次民法典起草是在思想解放大争论之后进行的，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也可以借鉴苏联的，甚至也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 不过，这次，民法和经济法，硬扛上了。 三个月前，在社科院法学所召开的民法与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彻底拉开了揭开了长达7年之久的民法与经济法之争的大幕，形成了“大民法观点”和“大经济法观点”的对立，主张“大民法观点”的学者以佟柔和王家福为表率。 两方势力相较，“大经济观点”占优。 198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已有的民法起草小组之外，另行成立经济合同法起草小组，正式启动经济合同法起草工作，形成民法起草和作为单行法的经济合同法起草”同时并进”的局面。
1981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全体同志合影 一排：陈汉章、史越、孙亚明、林亨元、杨秀峰、赵伯平、吴克坚、陶希晋、余鑫如、李淳 二排：司机、王作堂、李铸国、金平、艾炜、时秀珍、马原、打字员、崔洪夫、刘岐山、刘白笔、余能斌 三排：司机、白有忠、张成泉、穆膜、杨振山、张佩霖、魏振瀛、张可凡、李--、刘文 1982年5月，民法典起草完成第五稿后，又被叫停了。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批发”改为“零售”，即先制定单行法，待单行法完善后再制定民法典。理由是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在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中，预先确定一些规则。 1982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实施。198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解散民法起草小组，民法学界对民法典的制定信心大减。 民法典起草工作转入单行法后，《民法通则》提上日程。 当时，在《经济合同法》等一些法律出台后，“法人”这一术语被用乱了。“当时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法人的意义和它的法律地位作出准确的说明。”一个总则性的内容需要先出来，把一些问题说清楚，统领各个单行法。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经过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后通过。为了庆祝通过，彭真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宴会，代表着国家对于法律工作者的最高礼遇。 “民法四先生”——佟柔、魏振瀛、王家福、江平被邀请坐在了主桌。在这个宴会上，紧靠着彭真旁边就坐的并不是某个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而是一介布衣的学者佟柔。在整个《民法通则》起草的过程中，佟柔的意见最有影响力，席间，彭真给佟柔频频斟酒布菜。 佟柔 1921-1990 佟柔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民法之父”。
《民法通则》颁布之初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法学家史蒂芬教授对他说：“佟教授，我们应该称呼你为‘Mr. Chinese civil law’(中国民法先生)。”这是佟柔最喜欢的别称。他在中国法学界首先提出：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为《民法通则》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民法通则》的规定过于简单，只有156条，原则性的泛泛规定居多，通过后也受到不少批评。但自它之后，中国的民法第一次恢复了它的“私法”性质， 经历了过去的荒谬与黑暗，这一步，来得太不容易。即便是在已经开化的90年代，还有学者在报上发表了这么一段话对其的”私法“定性进行抨击：“《民法通则》制定时将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法原则抛弃，代之以西方国家民法的一些原则，这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映。” 在民法典第三次起草被叫停后的16年，1998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开了一个小会，他说，在离任前，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民法典的起草。 于是，由”民法四先生“中的江平和王家福牵头，民事立法工作组成立。 王家福 1931-2019 王家福也是留苏的，比江平去的晚，也不在一个学校，之前只是互相知道，没有多深入的交往。在江平还在延庆中学教书时，在当时江平右派帽子还没有摘下的时候，王家福就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去社科院法学所，江平一直很感激。 ”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民法典的起草，应采取分步单行立法，然后汇总为法典的做法。再具体点说，步骤是这样的：1999年完成合同法；从1998年开始到大约2003年的四五年时间中，争取通过物权法；到2010年完成中国民法典。” 故事的结局我们现在知道了，民法典是2020年的今天才通过。而当时在2002年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提出，要在九届人大任期内通过民法典。制定并提交民法典，只剩下一年半的时间。 2002年12月23日，第四次编撰的民法典，匆匆忙忙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共有1200多个法律条文，216页，10万多字。 “批评意见甚多，民法典本身又卷帙浩繁，尾大难掉，确实很难一口气直接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民法典。“但是，江平说：”当时及时提交民法典草案的好处，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提交，那就必须接着不断审议，不可能会再后退了。”
魏振瀛 1933-2016 2016年，魏振瀛去世。 去世前每当有人来重症监护室探望魏振瀛，他不提自己的事情，只问与民法相关的。现任人大法学院院长王轶是魏振瀛的学生，向他讲民法典制定的进展情况，魏振瀛不时点头，最后他艰难地拔下呼吸器，吐了几个字。 王轶靠近听到，他说的是：人格权。 人格权被评论为第五次民法典编撰的重大创新，也是争议焦点所在。它只有51条，是唯一没有通过单行立法，就直接出现在民法典中的部分。 但这并不突然，18年前，第四次匆匆忙忙的民法典编撰，王利明就从法工委民法典起草分工会上接下了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撰写人格权编的专家建议稿。 王利明是佟柔的学生，为了准备考佟柔的研究生，他将佟柔写的《民法概论》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如愿以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民法学博士，现任人大常务副校长、民法典编撰领导小组副组长。 1990年6月王利明在佟柔家中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从左至右：郑立、王利明、谢怀栻、赵中孚、刘岐山） 现在，现在仍旧可以在网上搜到2002年他和杨立新写下的建议草案。反对者以梁慧星为代表，“就民法而言，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共同构成的人格权保护法律体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先进的、成功的，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 在他看来，没必要在整个人格权，多此一举。他会拉王泽鉴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我们看王泽鉴先生的《人格权法》一书，书上通篇讲的都是保护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要评价一个国家的人格权保护水平，关键看这个国家（保护人格权的）侵权法是否发达、是否进步，而不是看规定的人格权类型的多少、不是看法律确认了多少种人格权。” 王泽鉴并未在公开场合明示他的绝对立场。在17年与江平的一次对谈中，他说：“如果不成编也要做详细规定，或许将来可以在侵权行为法里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 最后一次去探望魏振瀛，王轶说：“魏老师，您要坚持住，坚持到2020年民法典出台。”他已经坐不起身来了，只能艰难地点点头，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在魏振瀛的追思会上，江平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快要凋落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魏振瀛（左）与江平（右） 2019年，王家福去世，民法四先生中曾经一起制定《民法通则》的四个人，已经故去三位。7编加附则、84章、1260款条文、超10万字的内容，这是他们一起奋斗过的光辉岁月。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 后记：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个人都是整个的国家”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止不住的眼泪，有其中每个个体命途多舛的感慨，也有因材料看多了的用眼不适。 10年前转专业踏入法学院，听的第一门课就是民法，转眼10年已过，从武大，到东吴，再到乔治城，为了做律师考过了很多考试，也去了律所，但最终以在一家与众不同的法学院创业为启程，想用另一种方式与身份，把法治之光洒满每一个角落。 当然，这事太大，栽了不少跟头。但是，光辉岁月的光芒，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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