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及历史时，我们往往会把隋朝和唐朝合称“隋唐时期”。 这并不仅是因为唐朝与隋朝先后建立，更是因为唐朝是在承袭隋朝的基础上产生的。唐朝在初创时期还大量沿用隋朝的典章制度，直到唐武德七年，才开始自己的制度建设。 隋朝也并不像我们印象中那样只是一个“短命王朝”，古人也曾发出“富莫如隋”的慨叹。 不过，这样一个富庶的王朝仅存在了30多年就匆匆谢幕了。那么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更加辉煌的唐王朝又是如何从隋末的乱世中迅速崛起的呢？ 在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两点前提。 隋朝灭亡、大唐崛起的前提

• 隋唐时期的融合趋势

纵观南北朝到隋唐的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彼时的中国南北方一度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南朝更多地保留了两汉之际的古制。北朝则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而到了隋朝，天下一统，南北方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这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隋唐时代本质上来讲就是兼有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特质的历史阶段。三省六部制的最终确立，女性地位的抬升等等，都是这种融合趋势下的必然产物。

• 关陇集团

隋唐的皇室不仅有血缘关系，而且有着相同的出身，他们几乎全部出自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由西魏宇文泰建立的一个地方权力集团，关陇集团的成员大多是一些军功勋旧。其实，宇文泰建立关陇集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制衡东魏的高欢集团。这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关陇地区的资源，由此，这二十个勋旧家族组成了西魏、北周乃至后来隋，唐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这并不奇怪，清人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中就曾提到过：

“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之所聚，硕大繁滋也哉！”

当然，我们知道，这当然不是因为什么“王气之所聚”，不过是因为这个“弹丸之地”把握住了历史的命脉而已。 初步了解这两点以后，我们可以这么说，隋唐的改朝换代，其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一些关键步骤操作得当，隋朝不一定会灭亡。 鼎盛时期的隋朝 隋朝的国力一直非常强盛，元人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就感慨地说：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就是说古往今来，若论中央政府财政之富庶，隋朝当列于首位。富庶到什么程度呢？

史载，隋文帝仁寿后期，各州府的官仓全部爆满，足够全天下的百姓吃六十年！

当然，不排除古人的记载有夸张的嫌疑，那么暂且打个五折：足够天下百姓吃三十年，这也是一笔了不起的积蓄了。另外，鼎盛时期的隋朝，人口达到了惊人的四千万，比之前南北朝整整多了一倍。 所以，隋朝的灭亡与其他朝代的灭亡是有明显区别的，根据中国历史的普遍规律，一个王朝的灭亡大多有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而隋朝是在自己的国力达到鼎盛的时候，盛极而亡。从这一角度上来讲，隋朝倒是与秦朝有一些相似。 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呢？ 无非是隋炀帝的暴虐统治，导致民怨沸腾。 对不对？当然对！ 但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历史事件背后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仅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 关陇集团利益受损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关陇集团内部。 隋炀帝其实可以算作整个关陇集团的叛徒。他和自己的父亲隋文帝不一样，隋文帝即使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依然是站在关陇集团的角度去思考的，他的一切行为准则都是从关陇集团的利益出发的。 隋炀帝的立场应该说比他的父亲更高。他的所作所为，是想让关陇集团从一个地方性的小集团，扩大成一个全国性的权力核心，从而满足帝国统一的政治需要。 隋炀帝很具有战略眼光，他的决策明显更有利于帝国的长远利益。问题就在于他在把自己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操之过急。以至于损害了集团全体成员的短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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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措施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1.人事任用 隋炀帝从一即位开始，就大量任用江南及关东人士。到了后期，隋炀帝所宠信的来护儿，麦铁杖等等，都是南方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关陇集团在朝廷中的话语权。 2.勋官改革 隋炀帝还对原有的勋官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原本勋官有相当高的地位，需要依靠军功获得，而且可以在物质上享受许多优待，所以，关陇集团的成员对勋官的身份是很看重的。 不过，改革要求：“旧都督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官，皆罢之。并省朝议大夫。”核心就是基本废除了针对勋官的一切优待政策，仅保留荣誉称号。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也使关陇贵族对隋炀帝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3.迁都洛阳 同样是在即位后不久，隋炀帝下令修缮洛阳城，并将其设置为“东都”。 背后其实也有深层次的考量。笔者认为，隋炀帝迁都洛阳事实上是为了从地理上与关陇集团的中心关中划清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修缮洛阳的过程中，隋炀帝还下令建造了一个“配套工程”——大运河。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造运河，全长2300公里，修造历时五年，北达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一线贯通，堪称一大奇迹。修建大运河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东都洛阳漕粮和其他资源的供应，以巩固帝国的统治基础。 这些举措从制度、地理等各方面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影响力。

• 关陇集团的反抗

隋炀帝的好多举措，在后世被视为 “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其实换一种视角，他的这些举措很有战略眼光，譬如迁都洛阳，修建大运河，就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的发展趋势。 不过，这种削弱很快引起了关陇集团的强烈反弹。譬如历史上著名的“杨玄感兵变”，在这里要提到一个细节，史载杨玄感在正式举兵前，曾面对自己的手下说：“我身为上柱国……” 说出这句话的目的也颇耐人寻味，此时杨玄感强调自己身份的同时，其实也唤起了战友们的共鸣，营造“我们都是皇帝改革的受害者”这一氛围。

• 隋炀帝的失误

那么，隋炀帝本人对隋朝的灭亡难道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么？ 不是的。隋炀帝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他超强的执行力。他试图把一系列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放到一起进行，造成了沉重的民众负担，而且这种工作不是雇佣劳动，而是无偿的徭役。加之工程量大，督工急迫，所以每次都是死亡枕藉，民怨沸腾。同时推行的激进改革措施，也远远超过了了关陇集团的接受能力。 而且隋炀帝还有一个缺点，生活奢靡，性好游玩。

《太平广记》载：“每当除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

毫无疑问，隋炀帝这些行为，势必使国家走向无序。更何况，隋炀帝还有性格上的缺陷，他容易冒进，也容易颓废。隋炀帝一出生就是贵公子，后来更是皇子、皇太子、皇帝，前半生还建立了很多功勋，可以说顺风顺水。因此，一旦遇到艰难险阻，他性格方面的弱点就立即暴露出来。 隋末农民大起义期间，隋炀帝采取的措施就很荒唐。起初是不让群臣给他汇报这些消息。等到局面无法收拾的时候，又采取“鸵鸟政策”放弃了长安、洛阳，带领禁卫军来到江都行宫，每日高歌宴饮，酒醒之后，就对镜自嘲：“真是一颗好头，不知道会被谁砍掉。” 618年，江都兵变。至此，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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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如果不是隋炀帝 即位，隋朝能否避免二世而亡呢？” 隋炀帝是一个很难评说的人物，功过集于一身。他率先意识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认识到了关陇集团的局限性，而且他所创立的制度也大多被后世所继承。

他是一个旧制度的结束者，同时又是新制度的开创者。

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对各方面的势力缺少准确的估计。可以这么说，没有他，隋朝的江山的确有可能延续得更久一些，却一定不会有大业五年时的辉煌成就。 新的总代表——李渊 关陇集团是一个典型的贵族集团，古今中外的贵族集团对统治者自带拨乱反正的功能。当一次又一次的反击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关陇集团只有一个办法：另寻新的总代表——李渊。 此时的李渊，官拜太原留守。我们可以肯定，李渊对隋炀帝的不满情绪早就存在，不过他不像杨玄感一样早早起兵，他十分善于审时度势。时机不成熟，不举事。舆论不利，不举事，可谓城府极深，所以，他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一点也不奇怪。 结语： 李唐的建立是对隋王朝的的继承，同时也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纠正了隋炀帝的过失，回到了关陇集团的“老路”上去，完成了集团内部权力的交替。然而作为一个地方性权力集团，关陇集团的格局与大一统的需求必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虽然隋王朝最终没有将中国由贵族等级社会引向官僚等级社会，这一历史进程还是要交由唐王朝来完成。 历史何其复杂！我们永远不能仅凭善恶这样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来看待。一国兴衰也绝不是帝王一己之力所决定的，尽管作为领导人物，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更加耀眼夺目，这是无可否认的。 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各方势力互相角逐的过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许是经济基础，也许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也许是家族的社会影响力，也许是个人的能力差异……就像一部曲调恢弘的交响曲。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