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770年，杜甫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这位大诗人曾经放出豪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结果死的时候，半寸土地都没占到，说起来实在叫人心酸。 除了诗坛的成就，杜甫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死是中国文人史上的大事件。 假如文人是世俗人眼中的“穷酸”，那么杜甫在“穷酸”中位列第一。 同时代的文人大多过得很清苦，没钱没房没车，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但杜甫过得更苦，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没有保障。 别人没钱买房子可以租房子住，杜甫只能四处“漂着”，依靠朋友接济勉强过日子。最困难的时候，一年搬了四次家。对此，他也自艾自怜、赋诗感慨说“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杜甫是一个好人。除了歌以明志，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外，他最大的心愿是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但是上天总喜欢跟他开玩笑，杜甫唯一拥有的一套房子，是朋友严武在成都的郊区给他盖的茅草屋。 在这里，杜甫迎来人生的片刻安宁。思考天下大事累了的时候，与山村的熊娃娃玩游戏。 期间，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八月夜晚，杜甫写就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希望老天爷赏赐他一座大房子，来庇护天下落魄的文化人。 这首诗的整体理念是一个胸襟远大的格局。实际上，它也表达了杜甫内心对“房子”的需求。 诗圣也是人，没有必要把诗圣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一个人穷到没有房子住，儿子跟着自己四处漂泊最后饿死。在这样的处境里，要是内心依然波澜不惊，除非他是神仙。 后来，朋友严武死了。杜甫人生唯一的“茅草屋”也没了，最后死在湘江的游船上。 在买房的问题上，杜甫是古代文人中最不幸的一位。别人买房钱不够的话，或是借钱，或是贷款，半生落为“房奴”，但是杜甫连做“房奴”的机会都没有。 二、 很多现代人抱怨房价高，时常发牢骚要穿越回到古代买房。殊不知，从古到今“住房贵”的问题一直存在，杜甫那样的大文豪尚且如此，普通人回到古代更买不起房。 杜甫买不起房子，跟他的所处的中唐晚期有一定关系，那时的唐朝已经不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李唐，但整体影响不大。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一生混迹官场且都是要职，依然为了买房犯愁。 韩愈辗转做过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部”级部门的人员。 即便如此，韩愈还是奋斗30年，才实现在帝都长安买房的人生理想。买了房的韩愈，内心激动无比，为此专门赋诗说：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韩愈生于公元768年，这首《示儿》写于公元815年，直到虚龄48岁才在长安扎根落脚。 白居易在28岁进士及第，31岁走向工作岗位。试用期满后，32岁的白居易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大致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 如果说韩愈是公务员，那么诗魔白居易则是事业人员。身为“事业编”的白居易同样因房而苦恼。 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时，白居易的工资为月俸禄一万六千钱，要比。你很难想象，一个吃公家饭的人居然住在长安城东部郊区的四间茅租房里。 因为上班的路途比较远，早晨六点打卡的话，四点钟就得起床。为了白居易专门养了一匹马，另外花钱雇了两个保姆，每月要给他们开7500钱的工钱。 刨去所有开支，多少生点积蓄。即便是能存钱的白居易，依然不能短期实现买房的理想。 数年过去，白居易升任京兆户曹参军时，京兆是雍州，户曹参军是专管户口、农桑、祭祀的唐代官职，类似现在的民政部门。 此时，白居易的俸禄已经达到四万到五万钱，但依然过着“月光族”的生活，他在诗里写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白居易在长安城断断续续居住了二十多年,到死也没有置办上房产，“北漂”二十年，全靠租房过活。 他曾在《卜居》中自嘲说：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白居易买不起房子，有他自己的原因。文人品性风流，花钱不在乎。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买丫鬟、纳小妾、办酒宴、逛青楼。 三、 唐朝以前，中国人基本没有“房价”的概念。 尤其是汉朝以前，《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朝最低一级的官员叫“佐史”，一年的俸禄是96斛米，相当于9600钱。 不乱挥霍的话，差不多两三年能在城市买一套小平房的房子。 “炒房”最早兴起于唐玄宗时期。史书记载，朝廷曾经拍卖过一处房产。规模为房屋39间，占地2.9亩的四合院，最终价格为138贯（13.8万钱）。 此时，一铜钱的购买力抵现在3块钱，相当于45万元。唐玄宗时期，首都长安占地3亩的四合院只要不到45万的价格。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玄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仆俸食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一品钱三万一千，二品钱二万四千，……七品钱四千一百，八品钱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钱千九百一十七。 禄米则岁再给之：一品七百斛，从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从二品四百六十斛，……至从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为率，至从九品五十二斛。 拿最低级的九品芝麻官来说，年俸禄为1917*12=23004钱，米为52斛。 一套占地三亩的四合院售价为13.8万钱，相当于九品官6年的俸禄。 照这么说，唐朝的房价太便宜了，杜甫不至于住在朋友捐赠的茅草屋，韩愈不至于奋斗30年，白居易也不至于毕生买不起房。 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四、 唐朝是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秩序逐渐完善的历史阶段。 朝廷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出一系列“限购令”。《唐六典》是这样规定的： 良口三人以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 意思是说，在唐朝买房子，不单单是钱的事，要看身份和户口。 所以，不要被唐太宗那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给懵了。既然唐朝是封建社会，它必然不会有真正的人人平等。 在唐朝，社会上分为贵、良、贱三种类型。 贵人，是唐王朝的贵族官僚； 良人，是没有贵族的身份高贵，但他们有房、有地、有家产、有人身自由，也可以理解为豪绅地主阶级。 贱民就惨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有的是因为犯罪被没收为奴，有的是给官府大户充当杂役的乐工、木工等手艺人。 哪怕你再有钱，你的祖上是什么身份，决定着你拥有的房子面积。 三口之家的良人，可以住一亩大的房子，而贱口只能五人住一亩。超过了就是违反唐朝的典令，要受到惩罚。 对于官吏，同样有着严格的规矩。比如，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鸟头大门。 一旦超越朝廷的规制，那将是僭越的危险行为，极有可能脑袋搬家。 唐朝对房产的控制，真可谓煞费苦心。在置办房产时，各种条款限制，在卖房产时，更是一波三折。 唐朝不但有“限购令”，还有“限卖令”，房屋买卖要遵守“先问亲邻”的前提。 《唐会要》记载:“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己亲邻买卖”。 当然，李唐朝廷颁布这样的典令，出发点不是民生。而是维系社会的宗族秩序，防止大唐的臣民随意迁徙，如此便于朝廷管理人口。 但它无意中降低了唐朝社会的房价，增加了房地产交易的难度。买卖频率降下来了，卖买的价格自然涨不上去。 这也是为什么开元盛世、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的房价开始飞涨的原因，因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人口流动比较大，房产交易变得自由，房价也就上去了。 五、 除了限购、限卖以外，唐朝对房产征税更是“毫不手软”，只不过此时的“房产税”叫“间架税”。 所谓“间架”是“每屋两架为间”。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会有印象，屋地上的房梁，有几处空间，说明房屋为几间房。 征收“间架税”要分豪宅、普通房。“上屋”（豪宅）每年每间收2000钱，“中屋”每年每间收1000钱，“下屋”每年每间收500钱。 怪不得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普通城市都是如此，何况天子脚下的长安。 六、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唐朝对房产的限制是对唐朝老百姓的一种保护。 人性对声色犬马的追求，无外乎“票子、房子、车子、妻子”。人一旦有钱了，想一如既往地节俭是很难的，总是会变着法的“胡作”。 在唐朝，即使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奢侈的豪宅，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富人的穷奢极欲，也防止了富人哄抬物价，对穷人造成的盘剥。 穷人穷得饭都吃不上，富人的马因为吃得太撑了，还要雇人上街遛马；穷人无立锥之地，富人再遍地盖房子置办地产。 长此以往，必然会加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的“仇富情绪”，进而制造出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如此来看，有时候，古人的智慧还是很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