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后、法国巴黎天文台客座教授、德国马普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大统历法研究》《明朝科技》《古历兴衰——授时历与大统历》《铜与古代科技》等，译著有《4000年中国天文史》，古籍整理有《历引三种》《治历缘起》《明大统历法汇编》等。

苏东坡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大致意思是，通过韩愈（字退之）“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的诗句中可以推测，他属摩羯座，而苏东坡本人生于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同样也是摩羯座。

苏轼自以为与韩愈同病相怜，终其一生被人诋毁，命运极坏，算是不折不扣的“摩羯男”。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认为摩羯座的星宫通常预示着人生不如意，颇有今天所谓的“属羊命苦”的意味。甚至自从韩愈、苏轼将个人身世与摩羯相联系后，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也纷纷“对号入座”，以此抒发身世浮沉之感，就像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感叹的那样“诸君运命颇磨蝎，可怜颠顿愁眉腮。”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中的苏轼像

那么，作为传统文人的苏东坡，对西方的黄道十二宫何以如此熟悉呢？从什么时候起黄道十二星座被引入中国？

西方黄道十二星座的概念最晚在8世纪左右就已传入中国，并且从明朝开始，整个西方星座系统也相继传入中国。

关于黄道十二宫，最早的中文文献是《大乘大方等日藏经》，这是由隋代初年天竺法师那连提耶舍（489-589年）从印度梵文翻译而来的一部佛教经典。在这部作品中，提到有特羊、特牛、双鸟、蟹、师子、天女、秤量、蝎、射、磨竭、水器和天鱼十二个黄道星座的译名，虽然这些名称与现代译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早期对西方十二宫的大致理解。这里的“特羊”和“特牛”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用于祭祀的雄性羊和牛；双子宫则被解释为男女二人，称为“双鸟”，有“在天愿为比翼鸟” 的意思；由于狮子在中国并不常见，一般只是作为外来的贡物出现，故被译为“师子”， 是佛家用以喻佛，指其无畏，法力无边之意。

▲ 三国时期吴地四叶纹对凤铜镜

（下方半圆形中有螃蟹和瓶子等形象）

自南北朝至隋唐，随着印度佛教的兴起，中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些与星座有关的知识也随之传入中国，成为当时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汉译佛经中虽有较完整的黄道十二宫名称，但由于人们对其理解的差异，所以十二宫图像正式传入时间相对较晚，其中以苏州瑞光寺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黄道十二宫像最具代表性。

▲ 宋代梵文本《大随求陀罗尼经》中的十二宫像

（1978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寺塔）

▲ 张世卿墓星象图中的黄道十二宫局部

九星外面一圈则是二十八宿，各星为红色星点，直径2～3厘米，并有红线连接组成各宿星官，二十八宿星官共绘有169颗星。二十八宿之外有间距相等的十二个圆圈，为黄道十二宫，但正西方的盗洞处正好位于金牛宫，故图像无存。图中十二宫的形象已经中国化，如人马宫并非西方人首马身射箭的形象，而是绘一人执鞭牵马；双子宫也非西方孪生幼童的形象，而是一对男女拱手而立。

我国古代的佛教圣地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也绘有黄道十二宫图。敦煌莫高窟第61窟营建于五代时期，为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西夏统治敦煌时期，此窟甬道得到重修，新绘了《炽盛光佛经变图》等壁画，不过南北两壁下部的壁画已损毁，只余上面大半部分。第61窟甬道南北两壁上各绘有一幅《炽盛光佛经变图》，其中南壁《炽盛光佛经变图》中的炽盛光佛结跏趺坐于大轮车上，车尾插龙纹旌旗，九曜星神三面簇拥。画中云端列有二十八宿星官像，皆作文官装束，四身一组，共七组，但目前仅存五组。其间还绘有十二宫图案，现存十宫，其一无法辨认，自东向西依次为金牛宫、室女宫、白羊宫、摩羯宫、天秤宫、双子宫、巨蟹宫、天蝎宫和双鱼宫，壁画下部还有汉文与西夏文题名。

▲ 莫高窟第61 窟甬道南壁十二宫图像局部

黄道十二宫与中国古代的十二次、十二辰有相似之处，都是划分周天的一种方法，将天赤道分为十二份，以便对天象的观察。自明末之后，黄道十二宫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星图中的重要内容。

本文改编自《灿烂星河：中国古代星图》（李亮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02）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