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8日，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通信设备爆炸遇难者葬礼上，一名真主党成员卸下手中对讲机的电池（新华社/图）

黎巴嫩多地发生“传呼机”爆炸事件后，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随后也在多地发生爆炸，其中一起爆炸发生在为前一日爆炸事件遇难者举行的葬礼上。

一系列事件已经导致近3000人伤亡，黎巴嫩政府初步调查发现，通信设备在抵达该国之前已被植入炸药，有人向设备发送电子信息引爆。有消息称，黎巴嫩真主党从一家中国台湾地区的公司订购了一批传呼机，但该公司称没有参与设计或生产涉事传呼机，只是授权一家匈牙利企业贴牌生产。

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则表示，这批传呼机“根本没在匈牙利出现过”。而被指是“日本制造”的涉事对讲机，相关日企也回应称产品早已停产。

由于真主党惧怕手机被以色列情报机构监控，因此禁止组织成员使用手机通信，禁令甚至扩展到成员家属。与此同时，真主党启用了技术更低的传呼机系统，他们认为传呼机只能被动接收指令而无法发出任何信号，似乎更加安全。

然而以色列情报机构预判了对手的预判，提前布局传呼机生产链，在生产阶段植入炸药，导致所有使用传呼机的真主党成员几乎同时被炸。此事发生之后，国内很多自媒体开始提出中国供应链“躺赢”的说法，认为只有中国内地的供应链提供的电子产品才是安全的，其他地区生产的电子设备就可能被做手脚。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想法非常幼稚。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像真主党这样的组织都不可能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获得通信器材电子产品，也不可能直接出面向厂家进行采购，甚至负责采购的当事人，也需要经过多次转手来保证隐蔽性。

既然不能直接采购，也无法公开招标，基于安全考虑，整个采购链和物流都要经过多道中转。那么每一次转手过程中，都有可能被对方情报机构渗透掉包，原产地采购的装备是否安全，也就并不能成为决定产品安全的唯一因素。

从目前揭露的情况来看，真主党并非直接从台湾地区的厂家采购传呼机，真实供货商为一家与台湾品牌合作的匈牙利企业BAC。作为一个欧盟国家，匈牙利长期与俄罗斯关系紧密，在乌克兰战争中也采取了亲俄罗斯的立场，属于欧盟成员国中的异类。从情报工作的角度来看，此类身处西方阵营却与西方关系若即若离的地区，是个非常好的中间缓冲地带，以其作为跳板不仅可以迷惑对手，更可以保证采购人员的安全。我们可以小看真主党的科技水平，却不能低估对方的智力水平，之所以选择匈牙利，是秘密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除了匈牙利，真主党的第二重掩护是与匈牙利直接交易的保加利亚公司Norta，与这笔交易有关的160万欧元通过保加利亚汇往匈牙利。另据媒体披露，Norta的大股东人在挪威。

保加利亚也是欧盟内部的亲俄国家，且2023年才被纳入申根区，作为欧盟外围中的外围，也是个非常适合进行中间跳转交易的国家，这显然也是真主党采购负责人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作出的选择。

更为有趣的是，虽然上述两家东欧公司参与了这次传呼机的交易，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安全机构都申明，爆炸的传呼机并未进入过他们的国家，也不是在该国制造和存放的。

假设两国安全机构都没有撒谎，那么这批传呼机的供应链与目前可见的品牌商、中间商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便这次采购选择了中国品牌，这些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很可能跟中国毫无关系，完全是在中间环节被制造出来的虚假产品。

至于在传呼机爆炸后又发生爆炸的对讲机，来源更为扑朔迷离。虽然根据公布的照片显示对讲机为日本品牌ICOM的IC-V82型号手持电台，但是该型号对讲机早在2012年已宣布停产，最后一台下线时间为2014年。十年后，市面上已经不存在任何新生产的原厂对讲机，而该型号对讲机却有大量价格极为低廉、标称全新的库存在销售——这些机器只可能是假货或者二手机翻新，生产地和翻新地很难被查证。

从现场爆炸后的图片来看，该型号对讲机机身基本完整，外置分离式电池却完全不见，基本可以确定爆炸物被封装在电池中。电池更不可能是原装产品，作为耗材配件，在整机原厂家已经停产的情况下，配件自然也会停产，往往只能依靠第三方配件来填补需求。至于第三方厂家，那就多如牛毛，无法查证了。这就是为何至今也没找到爆炸的对讲机到底是什么企业在供货。

此类来源驳杂、无法分辨真伪的产品，对于秘密行动人员或犯罪组织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执法安全机构很难通过设备来反查采购链条，但相应地，也同样增加了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难度，真主党自己也很难确认供应商的可靠性。

从真实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供应链不安全，实际上是真主党这类组织主动选择的结果，但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真要通过正规招标采购来买设备，安全质量或许可以保障，但自然也会彻底暴露采购方的相关信息，一般的民用用户或许对此不在意，但对真主党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朱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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