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红

学习是做人提高素养与做事提升质效的一个先决条件，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成为传世伟人、做出丰功伟绩的重要先决条件即是他那贯穿一生的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广深学习，堪称为学有方、有道。他的为学始终崇尚：既学有字之书又学无字之书。

毛泽东是擅长向书本、历史学习而得法受益最多的典范。他正确的学习观与有效的学习法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致湘生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约”，指较重要、关键、喜爱的）这一“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是他一生遵循的学习良方。

毛泽东在纯粹的学习生涯中主要遵循“先博而后约”自不待言了，即使走上革命道路后依然如此，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学习。他涉猎极广地向浩瀚丰富的书本和历史学习，辩证汲取其中精粹并灵活应用于革命及治国实践中。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号召大家：“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他带头学过的书后来辗转带到中南海的就有千余册，如马列理论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及《鲁迅全集》《战争论》等。这些书是他“先博”之鲜明象征，也是“后约”之具体体现。这还不包括他在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足见他非同一般的博览群学贯穿一生。“后约”则每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首先是实际需要。如延安发愤读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带头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是为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迫切需要而选择的。其次是他本人最喜欢、认为最值得学的。鲁迅著作他兴趣不减、屡学不辍，专门研学了一辈子；《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等世界名人传记也是他常学不厌、常学常“新”的。再次是在某门学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点。一部二十四史他数十年手不释卷不知疲倦学得不亦乐乎。

“先中而后西”方面，他从小到老对中国书籍都广泛持久学，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中译本也学了不少，尤其是对马列著作和西方各国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或文章、讲（演）及西方各国出版的名家名著；他从延安开始建立藏书室进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新华社编印的反映西方各国政要的动态、言论、观点、文章、讲话、传记、生平等报道的《参考资料》《动态清样》等内参他几乎期期都看，是充分了解认识西方国家政情社情民情等的重要途径。

◆1958年2月，毛泽东在装配车间观看涡轮转子。

“后专门”的事也屡见不鲜。他一生都在尽可能从繁忙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知识。1958年7月2日，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住所后，就让工作人员找两本参观时看到的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来学。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没几天，他便找来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学习。直到逝世前几年视力虽很差了，但还极用心地阅读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学书刊。

毛泽东一贯认为：学史书可知兴衰；学文学可观世情；学哲学可明是非。他学书本知识特别是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从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教训。他学史尽管很有个人兴趣成分，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是他学史的常态和目的。他一生都在学研历史中探索真理。

许多问题，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会有更多思路也更主动有效。毛泽东十分善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顺手拈来些史实以说明现实工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学史批注中。他读到《史记》说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时能做到这点，可能因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看到汉武帝曾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赞成“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种种，立足今天把历史学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

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60年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他又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科学态度阐明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

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原则，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北伐战争期间，他于1927年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继续做大量社会调查：井冈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调查等，而且他每次到农村调查都是满腔热情，手写口问。通过调查解决了一系列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广泛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尤其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卓越的军事家，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争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巨、胜利之大，战争经验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这主要得益于他能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正是因他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坚持学以致用。他指出：“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一次有人问：“主席，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从哪里学来军事的？”他笑言：“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哪里学过什么军事？固然有些人经过军事学校学习后再去打仗，但我们红军中更多的人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习。”他和朱德一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他针对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少数左倾分子对他的诋毁与谬见，驳斥说：“是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他1936年研学而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他经历数次反“围剿”和长征而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之“血战史经验”的高度总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创见。

◆1965年1月，毛泽东与李四光握手交谈。

参加这次约谈的李四光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亲切地称李四光为“李四老”并曾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1952年他看李四光关于石油地质的报告后不懂其中的“山字型”构造，一次会议上碰面了便谦虚地开门见山请教。1969年5月19日，二人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即天体、地球及生命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起源问题时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还说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望其找几本书给他，并请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省毛泽东的时间精力，李四光极仔细整理出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且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后呈送给毛泽东。

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各类学科的学习中有着多么深度广阔的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本领！

毛泽东曾在所写著名诗词中感叹：“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既是对自己的严格自律警示，也是对大众的鞭策激励。一方面，他的学习是发自内心对知识、对思考、对思想的一种渴望，因其主动与渴望，他才有一种真学精神，才能实实在在“不需扬鞭自奋蹄”而争分夺秒高效学习；另一方面，尽管人的惰性与生俱来，但他总勇于向自身懒惰、匆匆光阴挑战，持之以恒将学习内容对象与时俱进反复、深入、广泛地一直探究下去且一辈子都勤学不止——学习永远在路上！

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向全党要求：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依靠学习不断发展壮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解决“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本领恐慌症。为此毛泽东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学习运动。在陕北，党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多所学校来培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他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给学员上课。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艺讲课。

他谆谆教导：“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我劝同志们也和我一道学习。事务太多，时间不足，然亦可以挤一点。养成学的习惯，就能学下去。”他抓住精髓，强调“学习一定要学到底”。表现有三点：一是端正学习态度，要靠“挤”和“钻”，工作忙和看不懂都是不好学的借口。延安学习运动时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每天须挤出两小时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各级干部一星期必须挤两个半天，有计划地读书学习。二是学习内容要尽量“学到底”。他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即“无字天书”。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读无字的书就要在实践中学，特别要在群众实践中学。三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延安时期常有领导干部以年纪大为由，认为学习没希望。他认为这种想法严重不对，“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真正的学问是要在“无期大学”里点滴积累起来的。为此，“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志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入这个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好多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年事已高。即使这样他还强调要有办法引导高中级干部学习，推广到党政军民学。看不清了可以印大字版的书。以上三点，他身上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直到临终前他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和对学习的坚持，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的书，在书香中离世，可谓活到老、学到死，令人无比动容，他以身作则无可辩驳地为全党做出了“将学习进行到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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