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伴随新冠疫情的这两年，人们在疲惫之外，可能最大的感受是“孤独”。居家办公、就地过年，尤其是独居者，或许只有在宠物的陪伴下，才稍显不那么孤独。因而，当出现患者或者隔离者的宠物被粗暴对待的新闻时，总能第一时间激起舆论声浪。 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诞生》中写道：尽管人类与高等动物在心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当然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在低等动物中，我们已经看到感觉与直觉，各种情感与官能，如人类引以为傲的爱、记忆、注意力、好奇心、模仿、理性等，可能尚处于早期阶段，有的甚至已经达到发育良好的状态。在生态文明被提到空前高度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明晰人类与动物伙伴的关系？ 从“猫抓耗子狗看家”到“伴侣动物” “猫抓耗子，狗看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猫、狗与牛、马、猪等动物一样，是因为对人有用，才在人类社会中有了“一席之地”——然而，这个“席”字是相当不恰当的，对大部分动物而言，他们所得到的是枷锁与监牢，并且人类对他们有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尽管中国古代有道家万物齐一的思想，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当中，儒家的等级观念更占主导地位：在人们的思想当中，非人类动物是“禽兽”或“畜牲”，其重要性是不可能与人同日而语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会支持对动物的暴行，因为儒家倡导的“仁爱”即是“仁民爱物”的简称，“爱物”即指爱惜家畜。但是，《论语·乡党》中的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常常被用来佐证孔子将人看得比动物重要。孟子所讲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就是用他所认为的人与禽兽的差别，来奠定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人性论基础。在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人与动物平等的观念，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被人们全盘接受。 “宠物”，顾名思义，就是把动物当成宠爱的玩物。宠物在中国自古就有，但是能把马、狗甚至一些野生动物作为宠物的，只是少数王公贵族以及富裕者，大众养宠物，基本也就止于养猫、遛鸟、斗蛐蛐。真正意义上的伴侣动物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化，其实还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它与生育政策还有一定的关联。新中国成立以后，急速工业化的城市变得拥挤，养狗养猫的人越来越少。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孩政策使人们对动物陪伴的需要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宠物产业被允许并迅速成长。猫狗在中国作为伴侣动物出现，主要是出于人们克服孤独感的需要，因为他们不仅可以部分理解人的意图，还可以与人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 ↑成都市民牵着宠物在户外享受阳光。红星新闻资料图 在中国乡村，猫抓耗子狗看家的角色基本没有多少改变（当然，毒鼠药的投放与狗肉黑色产业无疑正在改变着他们的命运），但对于大部分的城市家庭而言，猫狗之所以被需要，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陪伴人。这两种不同的角色也意味人们对猫狗的不同态度与不同的对待方式。一方面，有人认为猫狗依然是属于绝对不能与人平等的牲畜，另一方面，有人视其为家庭成员，与他们的感情甚至超过了与亲人之间的感情。 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猫与狗的角色与地位正在发生转变，旧的角色与地位依然存在，而新角色与地位也诞生了。因而我们的社会当中，同时存在对待这些动物的、全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他们不过是为人利用的东西，一种认为他们对于人的重要性无异于其他人类成员。类似的观念与态度上的差异在西方也同样存在过，只不过，两者激烈冲突发生的时间比我们早了近两百年。182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反对虐待动物的“马丁法令”，它被视为动物保护立法的开端，两年后，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PCA）成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动物保护协会。在这两百年中，西方世界逐步发展出许多为动物权利辩护的伦理与政治理论，同时，东方的尊重与爱护动物生命以及人与自然合一的文化传统也得到重视。随着上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动物解放运动的发展，不少国家与地区都已经或正逐步通过立法推动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向动物友好的方向转变。 ↑成都防疫工作人员上门为宠物测核酸。红星新闻资料图 同样是防疫，为什么杀鸡杀牛没有大争议 其实，人与动物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舶来品，只不过它一直无法像在印度社会那样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想。在一个文化当中，具有某种观念或思想是不够的，只有当这些思想落实到社会制度的具体内容上，它才能真正在现实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随着新冠病毒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人与动物的关系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这使得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巨大的野生动物盗猎与贩卖的产业网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遏制。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动物的恐惧感也在上升，屡屡出现的、出于防疫原因而发生的针对宠物的暴力，成了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 设想一下，为什么同样是为了防疫，大批屠杀鸡、猪，甚至牛，都没有引起这样大的社会争议，而打死几只狗、安乐死几只猫却会带来这么大的社会不安呢？其实，正如前文所言，这是由这些猫狗与人所形成的新型关系决定的。针对伴侣动物的暴力，伤害的不止是这些具体的动物个体，还有与他们建立了亲密关系的人；这种暴力不只是伤害到与他们最亲密的人类伙伴的精神与情感，还会让所有其他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的人感到不安。 写到这里，我为究竟应该用“宠物”还是“伴侣动物”而感到为难，因为不同的称谓，其实已经蕴含着不同的关系与态度：对于施行暴力的人而言，这些动物不过是“宠物”，是东西，是玩意儿，是“它们”，打死它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这些动物的主人而言，这些动物是伙伴，是家庭成员，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他们”，是亲人一样的存在。把这些动物当“宠物”，仍然是利用动物的一种方式；把他们视为伙伴，则是与其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与彼此爱护的关系。 在防疫期间，如何对待动物，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既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行政的科学性。当我们有可能远离野生动物，或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那些被人类食用的大量农场动物时，在如何对待伴侣动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投入比其他种类的动物更多的人道考虑。这不只是因为如何对待他们会涉及到他们的人类伙伴，还因为作为家庭成员，这些动物无论在活动空间还是在数量上，都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以科学而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2021年1月25日，北京大兴天宫院街道融汇社区，两名前往集中隔离点的居民牵着自己的宠物狗。图据新京报 权利向人类以外的动物自然延伸 在当下，我们同时看到了积极与消极的案例。一方面是引发社会争议的案例，如有的城市对被隔离患者的猫强制实行安乐死，还有棒击疑似患者的狗致其死亡。其实消极的例子绝不止这两起，这些动物只是因为主人恰好有条件向社会求助而得到关注，尽管这些消极做法本身已涉嫌违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将宠物与主人一起进行隔离观察，并设立宠物友好医疗环境的案例。这些积极的做法，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是社会常识。 毫无疑问，人类，也是动物。我们不只是与其他动物共享这个星球，我们还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这次漫长的疫情再次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显见的事实：我们与其他动物是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共同体。如何对待动物，不只关系我们社会基本的伦理关怀与道德水平，也同时反映出我们在行政上的专业性与科学认知的水平。 “应当说，人类出现的任何公共疫情，一定程度上都是对政府权力是否正当行使的考验，也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能否得到切实保障的考验。现代国家法治要求任何时候都必须给政府权力戴上枷锁，政府权力在任何时候亦必须以最大程度保障人权为鹄。”（引自：病毒重构的世界⑤ 范进学：再论“权力与自由”） 其实，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一样，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对个体实施暴力、伤害与侵犯。动物权利是权利概念向人类以外的动物的自然延伸，在这种延伸的过程当中，伴侣动物，由于与人类的关系最紧密而有可能成为最早的受惠者。这个延伸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的过程。 当下我们的社会，在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与行政水平上仍是不“匀质”的，如何在防疫过程中避免针对伴侣动物的行政暴力，避免由此而引发社会争议，这需要一个总体的人道原则与具体措施上的指导，即防疫主导部门出台一个包含人道主义指导原则以及宠物/伴侣动物防疫具体措施的规定或指南。否则，消极的案例或许还会出现。 编辑/官莉 《疫情时代的求索》专题文章： ● 疫情时代的求索① 毛寿龙：新冠这两年，我们在“斗争”中成长了吗？ ● 疫情时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隐瞒、歧视……对抗背后的新冠“病耻感” ● 疫情时代的求索③黄严忠：究竟哪一个时间点,算全球疫情结束? 《病毒重构的世界》专题文章： ● 病毒重构的世界① 刘远立：世界准备好下一次流行病了吗？ ● 病毒重构的世界② 毛寿龙：当超大城市遇上超级疫情 ● 病毒重构的世界③ 顾勇华：疫情下的发声与乏声 ● 病毒重构的世界④ 李铁：城市治理空间的机会 ● 病毒重构的世界⑤ 范进学：再论“权力与自由” ● 病毒重构的世界⑥ 宋金波：大自然在说话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