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要想像1971年那样有效地采取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尼克松时代被政治丑闻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但经济学家杰弗里·加滕(Jeffrey Garten)表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时期做出的一些经济决策值得重新审视，因为当经济混乱正在逼近时，这些决策体现了团队合作、效率和果断。
1971年是一个关键时刻，尼克松和他的政府面临着一场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全球货币体系依赖于不断减少的黄金储备，而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威胁着美国的稳定。美国需要减轻一些经济负担，但又不能冒险削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黄金兑换窗口的全面挤兑将迅速淹没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数十年的信心和繁荣将会崩溃。
面对这一现实，尼克松召集了他最信任的顾问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1971年8月，在戴维营的三天时间里，该小组迅速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改变货币政策，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经济危机得以避免，全球化的新时代开始了。
加滕曾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著有《戴维营三日：1971年秘密会议如何改变全球经济》(Three Days at Camp David: How a Secret Meeting in 1971 Transked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下面是经过编辑的对话。

《巴伦周刊》：尼克松切断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杰弗里 · 加滕：自二战以来，美元一直是美国实力、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主要来源。戴维营会议旨在确保这种影响力保持不变，尽管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制度下进行。他们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许多人认为永远不会奏效的事情，那就是实行灵活汇率，同时保持美元作为压倒性关键货币的地位。这是一次巨大的一次性调整。
《巴伦周刊》：戴维营的决定有助于美国在自身经济健康与其全球责任和地位之间取得平衡。你觉得我们现在能复制这种成功吗？
杰弗里 · 加滕：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要想像1971年那样有效地采取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原因与我们国内当前的政治两极分化有关。1971年，尼克松得到了国会的全力支持，但现在双方似乎不可调和。
危险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此时此刻。其他国家会看着我们说，如果美国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会因为选举而动摇，那么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对于美国的立场和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什么，似乎达不成任何根本的共识，那么我们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
《巴伦周刊》：你认为全球货币体系短期内会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吗？
杰弗里 · 加滕：不，我不这么认为。今天关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挑战有很多讨论，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很多讨论认为，我们将在某个时候进入一个加密货币的时代，这将给美元带来重大挫折。人们总是忍不住谈论对美元核心地位的威胁，但是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案可以把美元赶下台，或者改变几十年来灵活浮动的货币体系。
《巴伦周刊》：为什么美元更有吸引力？
杰弗里 · 加滕：全世界对我们的机构比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机构都更有信心。当他们审视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整个监管体系时，我们知道，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很多弱点，但人们觉得他们可以自信地把钱放在美国，因为他们总是能把钱取出来。
《巴伦周刊》：如果美国领导人今天就举行戴维营会议，那么议程上会有什么？
杰弗里 · 加滕：如果今天不跟其他关键国家就进行重大磋商，我们就无法在全球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更加多边的体系。

但我还是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他们在戴维营聚在一起，一个（问题）将是: 我们将如何应对全球通货膨胀？我们应该如何确保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因为如果所有的负担都落在美联储头上，我们将会看到非常高的利率，这将会摧毁经济。

第二类问题是: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协调处理能源和粮食价格的办法？按照我们现在的路线，发展中国家较高的食品价格将导致大规模的政治不稳定和更大规模的难民流动。这将成为一个极不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将被要求比我们现在所做的更多。

《巴伦周刊》：美联储非常强大，但它在戴维营的故事中几乎隐身。为什么会这样？

杰弗里 · 加滕：美联储在1971年是非常强大的，但它是由一个不想使用弹药库的人在掌管。真正的问题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亚瑟 · 伯恩斯与尼克松总统走得太近了，他愿意为尼克松总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掌管美联储的问题，以及美联储是否独立，美联储是否具有全球意识。我个人的观点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正在做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美联储主席。

《巴伦周刊》：参加戴维营会议成员的背景和个性也为这次活动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今天也是这样吗？

杰弗里 · 加滕：人们经常用负面的语言谈论尼克松政府，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水门事件之前，他们有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些人有着非常丰富的背景，非常开明的思想。不管你对这些决定有什么想法，很难说你本还可以有更好的人在场。这本书是我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写的，我认为当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届政府的人才远不如尼克松政府时期的人才。他们就是缺乏经验和带宽，也没有公共精神。

今天就大为不同了。鲍威尔理所当然应该被视作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主要参与者，很难找到比珍妮特 · 耶伦更有经验的人了。商务部的负责人也是非常有经验和精明的。如果你一个人对一个人比着看，我们很幸运拥有今天在办公室里的这些人。

《巴伦周刊》：从本次会议中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教训，以有助于解决今天面临的一些问题？

杰弗里 · 加滕：其中一个教训是，你需要真正懂得全球经济的人来做决策。

第二个教训是，美国背负着很多责任。1945年是这样，1971年也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们有责任去领导，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所说的那样，说这是一片丛林，我们将作为最大的野兽来施加我们的影响力。你需要一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是什么样子的假设。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有，但可能不会永远如此，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教训。

70年代发生的第三件事是会议之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谈判和协商。因此，仅仅因为美国做出了决定，并不意味着这个决定不应该被修改。即便是强大的大国，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巴伦周刊》：谢谢你，杰弗里。

文｜斯蒂夫·罗西诺·科特兹（Stevie Rosignl-Cortez）
编辑｜彭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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