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提起元朝，人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对它的印象往往伴随着野蛮、杀戮、扩张、残暴等等并不光鲜的字眼。就比如我们即将要谈到的这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就是元朝的“一大发明”。 一、“四等人制”的由来及划分 今天要说的“四等人制”一词最早是由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的，这里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掌握，笔者综合了《中国通史》中的相关记载，划分的方法是： 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享有各种特权。 第二等为色目人，多西域人，当时指的是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 第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以及高丽人等。 第四等南人，又称“南蛮子”，指原南宋辖下的各族人。 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历史知识中，“四等人制”是元朝统治者为维护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建立的制度，是一种退步的、落后的、愚昧的制度。那么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二、四等人的不同地位和待遇 其实，学术界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元朝实行过“四等人制”的法令，也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民族成份辨别活动，但这种划分还是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能够反映出来，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当时的科举取士、任用官吏、刑律刑法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待遇。 科举方面：元仁宗延佑元年，公元1314科举制度恢复，但在名额分配上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乡试各取七十五名，会试各取二十五名。而事实上从人口基数来考量的话，当时的汉人和南人要百倍于蒙古、色目人，这种平均分配恰恰是极大的不平等。 而在考试程序设置上，蒙古、色目人只需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却要考三场，考题难易也有差别。这样的科举制度注定不会公平。 入仕方面：利用汉族地主阶级，但又要防止员数、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都超过蒙古人的汉官占据重要职位，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遂用等级制度加以限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的实权多数操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丞相，通常“必用蒙古勋臣”，连色目人也是仅个别亲信得任此职。 元朝统治者尤严防汉人南人掌握军机重务，定制汉人与南人不得阅军数，故掌兵权之枢密院长官(知院)终元一代除少数色目人外皆为蒙古大臣，无一汉人南人。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亦规定“非国姓不以授”。 元朝于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皆置达鲁花赤为首席长官，规定要由蒙古人担任，若无，则于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内选用，三令五申禁止或革罢冒任此职的汉人、南人，仅南方边远地区遇蒙古人畏惮瘴疠不肯赴任时，才允许以汉人充任。 在入仕途径上，也优待蒙古、色目而限制汉人、南人。元朝以怯薛出身者做官最为便捷，而充当怯薛的主要是蒙古、色目人，汉人则只有部分世臣子弟。 军事方面：元统一后，即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重地，“与民杂耕﹐横亘中原”，以监视汉人；江南地区，则遣中原汉军分戍诸城及要害之处，与新附军相间，藉以防范南人。 同时，严禁汉人、南人执把弓箭和其它兵器。至元二十二年(1285)，令将汉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销毁，中等赐给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库，由所在行省、行院、行台掌管；无省、台、院官署的，由色目人任职者掌管；汉人、南人虽居职，但不得掌兵器。 其后又规定了各路、府、州、县捕盗应备弓箭的数量，仍命由当地蒙古、色目官员掌管。新附军的兵器，平时皆存放库中，有事时临时关发，一旦军事行动停止，仍归库存放，不得继续持有。 刑律方面：《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杀死汉人南人，只需杖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反之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廷设置将“斗杀”单独特殊化是有社会背景的，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朝廷颁布了"禁止汉人南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 其他方面：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汉人、南人畜鹰、犬为猎，违者没入家资。后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当国﹐为防止南人造反﹐甚至禁止江南农家用铁禾叉。此外，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文、评话等，都横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们聚众闹事，而蒙古、色目人则不在禁限之内。 三、“四等人制”也并非一成不变 当然，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们不应以一种偏执的、狭隘的观点去全部套用，那样也是不负责任的。 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不法的也只是蒙古、色目贵族 ，而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过着受压迫剥削的生活。贫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贩卖到异乡和海外当奴隶的，这在《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也屡见不鲜。 而汉人担任的总管和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品佚相同、俸禄相同，比色目人充当的同知还要高一级。而达鲁花赤负责监督，并没有什么特权。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四等人制”当然是一个坏制度，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倒行逆施，注定不得人心，这种糟粕性的东西我们理所应当摒弃。 另一方面，但我们也要看到，像这种不得人心的制度，即使是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也是很难完全实行的，必然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阻力的限制，以让元朝的统治者不至于过分地偏离正轨。 这就是历史的精妙之处：再强大的征服者，在历史大潮面前都无一例外是弱者，他们的脆弱在于，无论武力多么强大，无论实力多么雄厚，都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