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注定了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作为中国千百年来的邻里，朝鲜不可避免地与清廷产生了联系：入关前，皇太极就将武力延伸至朝鲜半岛，迫使朝鲜俯首称臣；至清末，清廷仍固守同朝鲜的朝贡体制。只是，两百多年的交往里，朝鲜好像并不是很想听命于清廷？ 一、武力之下的兄弟阋墙 后金天命八年（1623），朝鲜王权交接到李倧手中。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后金大权移交给了皇太极。这两人，一个是坚定的明政权拥护者，继位后一改前任的中立外交政策，对已病入膏肓的明朝廷忠心耿耿；一个是积极的明政权反对者，立志成为神州大地的新主人。如果能相见，他俩打起来的几率可能并不小。 事实上，李倧和皇太极虽未亲自动手，其治下的朝鲜王国和后金却真的兵戎相见。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刚即位的皇太极就以杂糅了新仇旧恨的“七宗罪”兴师征伐朝鲜。而因为朝鲜在政治上确实懦弱，在军事上也着实平庸，皇太极轻松以破竹之势逼迫李倧签订城下之盟，即“江都之盟”和“平壤之盟”。 通过这一场被后世称为“丁卯之役”的作战和两场盟约，朝鲜与后金缔结了所谓的“兄弟之盟”。朝鲜名义上同后金称兄道弟，实际上沦为皇太极治下的第一个后金属国。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被迫与后金站在一线的朝鲜又怎会心甘情愿地背弃与明的交往？与明朝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明确反对皇太极改元称帝以将后金提升到同明政权同等的地位，使得朝鲜与后金在崇德元年（1636）不得不再用军事手段弥合在政治上的分歧。而这场所谓的“丙子之役”，也以朝鲜的溃败屈服收尾。 二、臣服之姿与华夷之辨 通过两次武力征服，朝鲜成为无法再去否定宗藩关系的大清附属国。且明朝廷的很快倾覆也使朝鲜没了另事他主的选择。向强大的清廷臣服，成为彼时朝鲜的明智之选。 有趣的是，在执行权宜之策的同时，朝鲜还延续着开国之君李成桂定下的“事大”传统：“号称小中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指明政权）”。尽管崇祯帝已亡，朝鲜还是继续标榜自己为“小中华”；试图协助南明、台湾的郑氏政权反清复明；视清政权为蛮夷，并对清廷的命令阴奉阳违。 三、艰难维系的宗藩关系 有这么个乖戾的属国，清廷自然也曾十分头疼。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爆发期间，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清廷甚至刻意优待按例来访的朝鲜使节。 三藩之乱平定且台湾郑氏势力基本扫除后，清廷仍对朝鲜十分优待：免贡物；赐礼物；无偿救助朝鲜流民并送其归国；宽容两国文书往来中的“笔误”。另借由发生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三道沟事件”（朝鲜方面无端越境而引发的一场武装冲突），清廷还将军事与政治结合，使用了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拳。 朝鲜方面，面对无法战胜清廷的铁一般的现实，朝鲜君臣还是以传统的“事大主义”和“小中华”虚衔自慰。明时，朝鲜使臣将朝贡使团记录称为《朝天录》。而在清代，这些官方记录却只有《燕行录》之名。 但向清臣服终究已成定局。务实的英祖李昑继位后，朝鲜为借清廷之力以制衡国内的党争，首次尊称清朝帝王为“皇帝”而摒弃“胡皇”的旧称。之后，幼年失怙的正祖李祘更有依赖清廷的必要。朝鲜对清王朝的尊敬也就更上一层楼。 现实层面，清朝中期以来的朝鲜逐渐接受了自己的属国身份，承认清帝国的大国地位。精神层面，从两国国力差距生发而出的“王霸之辨”逐渐取代“华夷之辨”，朝鲜对清廷的认可进一步加强——这为“北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所谓“北学”，即是区别于传统中原文化的清朝文明。表面看来，北学派倡导积极向清帝国学习，改革自身时弊。实际上，北学派仍旧将清帝国视为“中华”之外的他者。向清学习，在北学派的眼中等同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一些北学派支持者的言语中，我们甚至能窥见朝鲜意图与清廷争夺天下的野心…… 从貌合神离的称兄道弟，到清末仍旧坚持“华夷有别”，朝鲜向后金和清称臣两百余年，虽鲜少与之撕破脸皮，却几乎从未对清心悦诚服。皇太极开辟了清与朝鲜的宗藩之路又怎样？朝鲜被迫成为属国又如何？最后的最后，朝鲜还不是沉醉于“小中华”的美梦，甚至一直都不愿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