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有一本书取得了同《资治通鉴》并驾齐驱的地位，普遍被视为帝王读物，这本书便是范祖禹写的《唐鉴》。据说北宋理学家程颐非常喜欢阅读《唐鉴》，他评价道：“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宋高宗也曾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范祖禹是司马光的弟子，他们的历史观高度一致，都着重关注历史上的治乱兴废和生民休戚问题，渴望从历史中找到可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将《唐纪》部分分配给了范祖禹，由他来写出一本网罗唐朝各种史料的“长编”；然后司马光再对“长编”进行增删修减，最终形成《唐纪》。《唐纪》共有八十一卷，篇幅超过了六十卷的《汉纪》——唐朝成为《通鉴》里着墨最多的朝代，可见司马光、范祖禹对这个朝代的经验十分重视。 范祖禹在写“长编”的过程中，提取出有关“成败之迹”的精华段落，然后对其进行评论、“折以义理”，“额外”写成了《唐鉴》一书。 与《资治通鉴》齐名的著作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 在《进唐鉴表》里，范祖禹诉说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他认为“唐朝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故而“厥监不远，着而易见”，宋朝人要想以史为鉴，首选的对象就是唐朝的历史。 在范祖禹的时代，宋人对唐朝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唐政之失在于“三纲不正”。例如程颐说：

“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唐万目举。”

又说：

“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也，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

认为唐朝之治尚混有北朝的夷狄之风，从唐太宗起，唐朝就出现“三纲不正”的问题。于父子而言，唐太宗逼迫唐高祖退位、唐肃宗纵容李辅国欺辱唐玄宗、唐宪宗与唐穆宗都有杀父弑君的嫌疑；于君臣而言，安史之乱后，藩镇不奉朝命，河北形如异国。宦官长期掌控宫廷禁卫兵权，能够随意废立皇帝，自唐德宗以后，朝政极度昏暗；于夫妇而言，武则天先后服侍过唐高宗父子，杨贵妃也曾嫁给唐玄宗和寿王。而作为创业之君，唐太宗不仅诛杀李元吉，还霸占了他的妻子杨氏，这与匈奴人的风俗无异。 《唐鉴》起初是为了写给宋神宗看的，所以范祖禹格外关注“君纲”的问题；这本书围绕唐朝君主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褒贬评析，指出他们的过人之智以及昏愚之处。与程颐一样，范祖禹也认为唐朝政治混有夷狄之风。 《唐鉴》的开头记载太宗李世民想要起兵反隋，害怕其父高祖李渊反对，于是与裴寂等人密献晋阳宫人以侍高祖，令高祖犯下杀头之罪，以此来逼迫他同意造反。范祖禹批评说“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他不仅不知君臣之义，而且陷父于罪，更无父子之义。当然，唐高祖本身也有问题，他宠信裴寂，明明知道对方是隋朝宫女，却不曾拒绝；而且起兵之初高祖还一度称臣于突厥，欲引以为助，全然不顾及体面。作为创业之君，高祖与太宗却不考虑后世的影响，所以范祖禹说：“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滑夏之乱，盖高祖以此始也。”后来，唐朝每经丧乱，必然向异族乞兵——唐肃宗依靠回鹘来平定安史之乱，唐僖宗则重用沙陀来镇压黄巢。 《唐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朝人的价值观，宋朝无弱主、没有杀父弑君、没有皇族内乱、藩镇不割据、宦官也不执政，这是以唐朝为鉴而获得的成果。 《唐鉴》与《资治通鉴》存在差异 范祖禹认为所谓“治乱兴废皆起细微”，故而人们都不易察觉，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得研究近代的历史，了解前人的足迹以便“稽参得失，监观成败。” 如果说《资治通鉴》意在“遍鉴”历代兴亡的普遍规律，那么《唐鉴》则专注于近代前朝的直接经验，这是二者在视野上的差别——前者是“历朝通鉴”，后者则仅仅是“前朝之鉴”。 其次，《通鉴》比较偏向“无统论”，司马光也强调这本书“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反诸正也。”《春秋》里具有明显的“尊王”倾向，反复声明“王正月”，并通过贬楚王、吴王为楚子、吴子的写法，来维护已经名存实亡的周王朝。《通鉴》则去除了这层意识形态，对于战国诸王、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君主都予以承认，他们死时获得怎样的谥号，《通鉴》便如实称呼，不再通过改称来进行褒贬。例如北齐诸帝，各个昏淫残暴，《通鉴》仍称之为“高祖”、“显祖”、“世祖”云云；石敬瑭称臣于契丹，屈辱地割让幽云十六州，但《通鉴》并未擅自给他加恶名，仍是像后晋史书那样称其为“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以此来表明石敬瑭活时安居高位，死后风光大葬的现实情况。这说明《通鉴》坚持客观的历史叙述，不把意识形态、史官褒贬夹杂在史书中，历史是怎么样，史书就怎么写。 《唐鉴》则深受《春秋》的影响。宋朝人认为唐朝的问题在于“三纲不正”，所以武后以母夺子，张后以妻凌夫，致使朝政混乱；当时“君纲”衰弱，故而藩镇跋扈，宦官弄权，所以“重振三纲”就像《春秋》的“尊王”一样，成为《唐鉴》的基本价值观。《唐鉴》复兴了已经被《通鉴》扬弃掉的《春秋》历史观，重新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引入历史之中，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对武周的评价。 《唐鉴》为何否认武周的存在？ 在历史上，武则天于嗣圣元年（684年）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又于天授元年（690年）以皇帝的身份改国号为“周”。直到神龙元年（705年）她才因政变而退位，重新称太后。武周政权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15年，与王莽的新朝相当。 在记载到这两个政权时，《通鉴》虽然并未单列《新纪》与《武周纪》，但依然把那些年所发生的事系于“王莽”和“则天顺圣皇后”之下，并且采用了他们的年号。王莽国覆身亡，没有谥号，故而《通鉴》直呼其名；武则天退位之后，又活了几个月，死时被唐朝追谥为“则天大圣皇后”，可见《通鉴》并未通过去除帝号、贬低爵号等方式来否认新朝和武周的存在。之所以没有称王莽和武则天为帝，只是书中一贯的写法而已——例如，南齐萧宝卷、南陈陈叔宝，在《通鉴》里也都没有被称为帝，因为他们亡国之后分别被封为“东昏侯”和“长城公”，故而《通鉴》沿用他们最终的称号来叙述——这说明，在《通鉴》里并没有去除年号、更改名称以便寄寓褒贬的写法。 《唐鉴》则不同，范祖禹认为武周是一个伪政权，对其不予承认，将武则天的国号与年号一并去除——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系于唐中宗名下；认为在唐高宗驾崩之后，历史就进入到唐中宗的年代。 在《唐鉴》里，范祖禹对这种写法进行了说明，他批评《史记》和《旧唐书》单列《吕后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的写法，认为这样写有违《春秋》的原则。在《春秋》里，即使鲁昭公被三桓驱逐出国，遭到废黜，《春秋》依然将史实系于昭公年下，并且在后面八年中都记载昭公流亡乾侯的事，直到其离世为止。《唐鉴》效仿这种笔法，将唐中宗视为被驱逐的鲁昭公，在684年武则天将中宗废为庐陵王之后，《唐鉴》仍在名义上保留他的皇帝身份，并且将武周时期的事情系于唐中宗名下，在每年的开头都写作“帝在房州”，以模仿《春秋》的“公在乾侯”。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武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政权，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是书生们清谈辩论的话题，历史学家却不必参与其中，他只需要如实记载当时的情况即可。《通鉴》虽未立《武周纪》，但它对武周政权不予置评，并未矮化这个政权，也不曾否认它的存在。《通鉴》依然沿用武周的叫法，称洛阳为“神都”，称年号为“天授”，记载到神龙政变时写作“复国号曰唐。”承认武周存在过的事实。 范祖禹则认为唐中宗继承唐高宗的皇位是天经地义，“《春秋》吴楚之君不称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在春秋时代，诸侯的称号都要由天子策封，吴楚之君没有称王的权力，故而《春秋》贬其为子爵；在唐朝，皇帝的位置是以父传子，武则天没有废黜唐中宗的权力，所以《唐鉴》不承认武周。对此，范祖禹还说：“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 相比于《通鉴》，《唐鉴》在这里开了倒车，它为了捍卫所谓“大是大非”的价值观而不承认历史事实。要知道任何价值观、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有历史性、相对性的，宋朝人认为“三纲”是万古不易的天理，我们却已经视其为封建糟粕；我们又怎能知道自己所坚信的价值观在未来一定能站得住脚呢？因此，在历史中真正万古不易的东西是事实、真相、史实，而非历史观、价值观或史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