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学 20世纪60年代，推崇了几乎近千年的大学理想看上去在全世界都已经蜕变，取而代之的是大学成为民族产业的概念。大学不再被认为是大师、学者追求真理的自治社区，而是知识产业的神经中枢，民族实力、繁荣和尊严的锯造者。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的校长说，“大学面对的基本现实是广为传播的共识，那就是，知识是经济和社会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 大学是社会的仆人，还是社会的批评者？它是独立的，还是依附性的实体？它是镜子，还是灯塔？它是力图满足民族的直接和实际需要，还是把满足高雅文化的传承和延伸需要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在一个强调专业化的时代，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社区是可能的吗？一个国有化的产业能够成为世界的未来吗？或者，这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目标，能够成功地结合在一个机构之中吗？ 自从民族国家兴起，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样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问过。有人总是会利用大学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拿破仑就曾经要把大学变成一支有知识的宪兵队。他说： “如果我的希望能够实现，我将从这支军团中找到反对席有害无益颠覆社会秩序理论的保安力量……这些人作为道德和国家原则的第一批捍卫者，将发出第一个警告，将随时准备好抵制那些危险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制造者试图跳出来，不断更新那些无用的讨论，在所有民众中频繁地歪曲民意。 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有这种非常类似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学应该帮助提供课程和人力资源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在1862年制定的莫里尔（Morrill）法中，也许急于从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学中得到这种帮助，美国制定了一整套除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之外没有其他目标的新法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发现大学“有用”，特别是在发展先进技术方面的用处，这一发现激起了大学必须与时俱进的呼声。人们普遍认为，技术依赖于科学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要求高度的专业化，高度的专业化进而迫使教学和科研迅速扩展和分化。这些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刚刚建立的国家，争论得尤为激烈，因为他们的大学大部分都是新建立的，必须清晰大学存在之目的，以不断前行。 “怪物”通常被定义为“例外却正在成为常规”。拥有5万名学生的大学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加州大学很快就会达到30万名学生的规模。虽然这种规模和速度的增长并不值得忧虑，但是，它并不会迫使目的与方法的根本改变。由于大学可以在一个大的框架下以小学院的形式成倍增长，牛津和剑桥作为这个原则的例子在有人敢模仿以前就已经存在。学生的质量，或者他们在上大学以前做准备的质量，也许比他们的数量更加重要。中学教育的迅速扩张，以及随机应变教育特征的设定，迫使大学需要把自己调整到适应这些学生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接收那些过去从来没有接收过的学生。在许多地方，大学似乎正在走向完全采纳随机应变教育的道路。正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体育比赛是大学从事的活动中唯一具有自由精神，即为体育而体育的活动。但是，在某些国家，甚至这样的情况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公众的注意力和门票常常似乎比运动本身更为重要。当然，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教育，虽然还有人提及，但是看看大学实际上所做的事情，这种对大学的描述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不精确了。这就是乔治·哥斯达夫(George Gusdorf)所说的,拿破仑之不死(pasmort )(2)。 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美国，通过政府机构把大量的经费投入科研，要求大学帮助他们实现政府的使命。大学如果接受了钱，也就是接受了任务，这些任务并非大学的任务，而是政府机构的任务。这些科研经费要求对到目前为止还未知的东西实行某种程度的专业化，让教授脱离教学，进入政府机构而不是大学，成为教授的衣食父母，为政府增光（the Alma Mater）。 如今，一名教授的基本收入甚至工作地点都在发生变化。现在，他的生计来自校外，并且能够将他带到他认为更舒适的任何地方。在许多领域，他能够成为一大批为他工作的人员的执行总裁，而他可以为了咨询和谈判奔走于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之间。对于他来说，大学只是一个挂名的地方，一个他没有责任，也没有兴趣的地方。教授可能属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区，可是，这个社区既没有联系地址，也没有名称，它不再是中世纪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大学社区概念。 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社区这个概念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容许教授自由流动，教授可以把他的工作带到他认为能够做得最好的地方，这个社区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同仁们可以自愿在任何方便的地方见面，他们的兴趣是科研课题，而不是他们的院校。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把一种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引进了学者们之间的沟通。任何科研课题上的专家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把材料和同仁组织在一起：整个世界的资源都对他开放。不可想象，大学以及实践中的组织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能够不包括这些新的先进的东西。问题是，这些新的先进的东西是不是能够融于古典大学的理想。 第一节大学的目的 所有大学理想的公式都牵涉一个共同的命题，那就是，大学的目标是把追求知识、人生、世界观或真理看成一个整体。大学的目标是通过把专家和特殊人才带进学术圈，让他们受到其他学科的批判来驯服他们的自负和狂妄。在大学里，每个观点都会受到其他观点的审视。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社会公益或者是为了维护大学的统一。这样做也是为了专家和特殊人才的利益，因为没有其他人的检验，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走进死胡同。 继培根和洛克的思想之后，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很早就表达过同样的点。他说： 自然科学独有的研究，就像任何其他特殊的职业一样，会限制思想的范围。自然科学把我们的眼光局限在我们肉眼能够看到，手能抓住，并且能够直接感受的，带有看上去具有绝对确信经验的东西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把这种特征看成是最宝贵的优势，但是，当自然科学成为排他的大师时，我们不能否认，精神容易在这些观念中变得贫困，想象失去颜色，灵魂失去它的敏锐性。其后果是，看问题的方法变得狭隘、枯燥、难懂3。 大学已经成为人类诚实的象征，文明的信托者，知识分子的社区。那些喜欢视大学为知识分子社区的人，并非因为该词拥有令人高兴而友好的光环。这个社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一起思考，从而每个人都比自己单独思考要好。如此，个人的出格行为，即可能包含有认为自己的课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种过于自信，才不会导致其失控。来自拉各斯（Lagos）的学者与他在东京、开罗、罗马、纽约的同仁一年参加六七个国际会议的令人满意的壮观场面，不能取代大学作为思想中心的历史地位。这样一个中心的成员可能时不时离开去与同仁开会而不影响大学的活力，但如果要维持中心的话，他们必须与其保持持续的联系和依赖。 那么，这样的中心并不排除专业化或专业研究。然而，它的确会规定包括哪些专业研究，把能够接受的专业限制在其能力之内。如果所见的唯一目标只是训练各种非常成功的律师、医生、行政人员、工程师或技术员，那么就没有理由让大学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历史一再表明，这样的任务可以在工作时完成，也可以由另外的训练学校来完成。身为大学的技术教授，当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向欧洲提出一些新建议的时候，他没有提议说需要越来越多有效率的实践专业人才。相反，他要求把技术带进人文学科的范围之内。总之，他的思想是，“大学必须面对现代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如何通过技术，奠定由于技术才能成为可能的、新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虽然英国把先进技术学院变成大学的决定也许建立在很多实际何画的考虑之上，但是可以相信，这个决定仍然有雅斯贝斯追求的那效果。很显然，这种效果不能指望从国有化产业甚至知识产中得到。 第二节自治的基础 既不是国有化产业，甚至也不是知识产业能够轻易地维持对大学自治的要求。如果大学，正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样，是对民族文化的反应，或者如果它是要提升国力和繁荣，那么就有各种理由相信，为什么大学要听从对民族文化的正统释、为什么大学要遵循增强国力和繁荣的官方设计。从政府机构得到带有任务资助的大学必须努力完成任务。可是，作为知设分子社区的大学就不能接受这样的科研基金：大学不能以限制疆究或教学自由为条件来取得这些资金。 所以，大学必须明白大学是干什么的。许多大规模的美国大学看上去在做以下三件相互间无关的事：职业证书、托儿所和科研。只有最后一件事能够称得上学术自由的基础。科研、如果被预先设定结果的要求所控制，那么也无法给学术自由添加任何东西。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讽刺地说，“任何地方的一所大学都能够瞄准低目标……为了保持整体来之不易的平衡而把事情弄得尽可能困惑”。但是，这样做牵涉巨大的危险，特别是那些上大学的人和支持大学的人，其危险在于，他们有一天会问大学在努力干什么，当他们得不到能够理解的答案时，就会转而抛弃大学。 第三节学生 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学生都显得焦躁不安。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抱怨来自克尔（Ker）滑稽推荐造成的困惑。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到大学里来，在大学里做什么，或者大学是什么。 学生中的大部分人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大学会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找到好的工作。但是，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生来就有的背景如何能够影响社会差别呢？也许，毕业后没有任何工作，或者根本就没有曾经让他们期待的那种工作。他们发现自己由助教来上课，而教授在环游世界。他们发现他们被数字化、计算机化了。困惑的大学增加了学生的困惑。 大学的古典理想，如果说不是在实践上，至少也是在原则上避开了这些抱怨。根据这种理想，研究和教学是相同的。学生是知识事业中年轻的伙伴。如果学生能够独立从事智力工作，并且如果教授和他们一起调研，那么，这样的理想就能够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让今天所有大学都感到苦恼的问题，大学的“非人性化”问题，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阿比让（Abidjan）都同样让人苦恼，学生在大学中的角色问题，在目前困惑的状态下无法解决。如果大学只限于做能够做的独立工作，而且有兴趣这么做，那么，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了。 没有理由相信，为什么大学不能限于这方面的工作。自由教育是为每个人服务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让他们的思想得到自由，但并非每个人都想引导思想。如果大学仅仅雇用那些愿意引领思想又有能力引领思想的人做教授，仅仅招收那些愿意把他们自己和知识事业连在一起的学生，那么大学的规模铁会大大缩小。 第四节大学，培训学校和研究机构 对于那些没有被大学录取的人，什么事情会对他们发生呢？如果我们用假设来判断，他们将受到自由教育，并且准备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他们想要成为某种技术人员，想要做生意，想要解决实际问题，想要进人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职业，他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或者在为这些职业而设计的培训学校中学习。 这些培训学校可以设在大学附近。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受益于大学的各种资源。但是，由于培训学校的目标不同于大学，因而他们不能被当成大学的成员，不能够参与大学的管理。一个知识分子社区不能够由对追求知识没有兴趣的人组成。 那些在知识产业中的科学家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只是对堆积数据，或者执行政府部门的任务，或者满足工业的需要有兴趣，可用类似的方式安置在大学附近的机构里，这些机构并非大学。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为什么政府和工业部门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或者按照他们的意见进行各种研究，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为什么调查者们在努力收集信息时要受到阻挠。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什么专家不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做高难度的研究—一其原因是，他们不太可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工作在大学外围的，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之中，那么他们就不会使那个机构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如果大学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社区，那么大学就能够履行其历史的使命。 第五节英国的趋势 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进行的那场斗争的结果将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那里，政府宣布了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双重”或者“双边”计划。这个计划使人联想到美国制定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时，制定者们思想上的分歧，同样的分歧最近还在尼日利亚发生。根据英国的方案，大学现在也包括高级技术学院，仍然继续保持自治。但是，与此平行的机构称作“公共部门”，满足“职业、专业和以产业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课程”的需要。英国的教育和科学部长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1965年谈到这些机构时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发展以职业为取向的非大学部分呢？它们授予学位，为毕业生提供一定量的工作，这是一种和大学平行的学习机会，是一种第一流的专业训练”。克罗斯兰谈到的这个部分，其任务是“在社会的控制之下，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 这些属于公共部门的院校将不直接授予学院的学位：它们将向制定标准的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推荐它们的候选人。很明显，公共部门的院校将不期望，当然也不要求从事很多研究。它们的任务将是培养技术员。 尽管财政上仍然依赖国家，但是英国大学依然享受自治。“公共部门”直接由地方政府控制，反过来，它们又受到中央政府的指导，或者至少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双层计划的理论看上去足够清楚：大学成为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公共部门的院校负责当前的需要。如果这个理论能够实现，那么要求大学满足当前需要的呼声将会平息。 问题在于这个理论是不是能够实行。在美国，大学与政赠地学院的区别几乎全部消失。它们现在全部成为大学，别的院校要求的东西，赠地学院都已经得到。另一方面，现存的政府赠地学院也没有减轻大学满足当前需要的要求。耶鲁、哈佛，以及普林斯顿不教农业，但是，这几乎是他们和现在称作大学的政府赠地学院之间公开列出课程表的唯一区别。密歌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声称所要做的事情几乎是相同的，不过，后者是作为政府赠地学院而建立起来的。 在英国，公共部门院校的毕业生不大可能长期满足于“二流”的学位，教授不大可能长期忍受从事研究的机会被剥夺，这些毕业生以及他们选区的全体选民不大可能长期认为他们没有大学的人体面。另一方面，让大学满足当前需要的压力很可能继续，因为英国，就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认定，知识就是权力。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如果双层计划能够坚持，那么，这将是对强化英国大学传统，以及公众对大学理解的一个贡献。英国这样做，也许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六节自由和负责任的大学 一个自治的知识分子社区如何能够肩负起她的责任？历史表明，由享有特权的人组成的所有团体都会趋向于退化，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油)曾就读的牛津大学表明，即使是古老的大学也无法逃避这个法则。因为他们似乎不能在其内部找到更新的手段。现代大学面对的危险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因为专业化倾向于把教授排除在大学内部各种领域的讨论之外，使他们的学术领域成为私人的财产。正如雅斯帕斯（Jaspers）所说的那样，“教授们的行为可以和贝拿勒斯（Benares）神圣丛林中棕榈树上猴子的行为相比较：每棵树上都坐着一只猴子，所有的猴子看上去都很平静，正在思考着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在一只猴子试图爬上另一只猴子的棕榈树上时，它就会遇到大量椰子的阻碍”。教授必须由教授来选择，但是，系、雇佣委员会以及教授们好像一方面常常怕碰到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另一方面又怕招收低质量的候选人会影响学术质量。另外，大学的氛围并不适合于天才：学术团体更可能喜欢接收教条和常规性的工作。它并不在意标新立异。 亚当·斯密曾提议用取消对大学的资助，让教授的工资基于学生的学费的方法来矫正学术上的懒情与保守。这曾经是德国大学的规定。这种制度奖励标新立异，这些标新立异的人并非必然是天才，而是那些电视明星和歌舞杂耍演员。这种矫正实际应用于英国，是通过皇家委员会实行的国家干预。由于政治是构筑性的，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干预大学的事务。问题是什么时候实施干预，以及如何实施干预。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国家认为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把大学当作提升国力、繁荣和威望工具的国家，如果以上承诺被接受，将会非常适合并且引导大学的事务朝向这个目标。一个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关注学生的国家，将会敏捷地注意到，学生不会走学术丛林的违禁通道。一个要求大学成为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社区的国家，将保留大学的权利，除非大学明目张胆地不做这种努力，就像18世纪的牛津大学那样。除了德国希特勒时期之外，保留大学的权利一直是欧洲的实践。虽然英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支持来自大众的钱包，负责审查所有其他公共账户的国会委员会还没能把手伸进大学的账户。但是，欧洲教育部长的新方案，就像英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在好几个场合提醒大学应当回到它们应做的事情的本分上。 在那些存在着在国家与大学之间建立起中间机构来拿管大学财产，以及经营大学的生意事务的国家，他们干预学术运行的程度依国家传统的不同而变化。由外行组成的，一般控制着英国红墙大学的董事会，不会想到对一个专业人员的雇佣行使否决权，不会去决定课程，或者不会判定一项研究的科学价值。他们只把自己限制在生意上。在美国，同样的董事会，由于高等教育在那个国家传统上是随机应变的，就没有显示出类似的约束。美国的每一个州设立一个董事会管理大学，立法机关和董事会常常针锋相对，看谁能够更多地干预教育和科研。美国私立大学，捐赠大学董事会的理事是大学财产的法定所有人他们已经显示出像美国公司主管一样行为的趋势，把教授当成雇员，学生当成按照主管指导生产出来的产品。这种趋势既是美国传统形成的原因，也是美国传统的结果，那就是把大学当成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座灯塔。 一个知识分子社区的生存，要求从各种干预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个社区生命力的延续，却依赖于对它的批评。董事会的董事以及其他人能够成为这种批评的主要来源。并且，除了商业事务的管理之外，看上去，提供批评是董事会的主要职责。 第七节行政 公文、行政机器，所有这些冠以官僚制度名义的东西都是大型组织不可避免的伴随物。他们倾向假定他们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组织是为他们自己存在，而不是为他人存在的。总的趋势是朝向非人性化。 大学的方法是完完全全的助产术（即启发式方法）。一所瞄准古典理想的大学依赖于人和人的交往。一所大学和一座工厂没有任何共同点。尽管无法避免官僚制度，但是一所大学，如果它希望还是一所大学，那么，它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官僚制度最小化。一种方法就是，把大学变成一个个小学院的联盟，在保持大的社区对每个成员有益的情况下，让一种设置把内务操作降至最低，把人员互动升至最高。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把由社区成员履行的行政功能降至最低。 在把大学类比为商业公司的构想中，校长、院长是雇员的老板或工头，同时也负责产品的检验和认证，保持良好的公共关系，保证适当的财经来源。他们并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承诺，或者他们有领导能力面被选择为校长。如果他们既有承诺又有能力，他们就不会在这样的领导岗位上，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另外，他们在学术机构中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他们都是大学这个公司的代言人。 没有任何对精神生活有承诺的人能够轻易地把自己的一生或者一生中很长的时间花在将就成为行政人员的事情上。曾经在荷兰流行的系统是，每个教授准备牺牲他生命中两年的时间，一年做教授的秘书，另一年做院长；或者在牛津和剑桥，在那里学院是如此之小，不要求太多行政的关注，而且副校长每三年轮换一次，以避免发展出气势磅礴的学术官僚，这些学术官僚统治着学校，但又不属于知识分子社区。 校长，如果他是知识分子社区的化身和代表，就应当由社区选择。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把“富丽堂皇”附着在校长名字上的是知识分子社区，或者是大学的理想。 第八节前景 本书的主题一直是，21世纪的教育最终可能成为教育本身，本章几乎没有提供大学可能这样做的证据。整个世界的趋势表明，大学将会终止成为一个自治的知识分子社区，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将成为国有化的产业。大量的经费，大批的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专注于实现这个远景。 如果这个前景得到实现，那么这将对人类造成严重的损失。就像我们失去了智慧和光明一样。专制国家，主要关心的是言方教条的永恒化，可能会满足于这种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有些迹象表明，民主国家不会如此。独立思想和批判中心在大学之外，或者以与大学微弱联盟的形式迅速地成长起来。这个解决方案比没有好，但还是不够满意。这些新的组织要想取得像大学招牌一样的广泛声望，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本书采取了这样的立场，那就是，教育在21世纪可能会自成一体，这是因为过去我们有长期非人性、反人性和无人性的教育项目，这些项目实际上是无效的。即使有良心的批评家也不能对作为民族产业的大学做出同样的批评。人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期望的结果也能得到。但是，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不值得、甚至是自杀性的。不过，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十年里，取得这些结果的愿望看上去仍然是不可取代的。 这片田野上已经长出了一种茂盛的庄稼，那就是一些含其辞的谈论。，当代学者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大学是社区服务站，同时也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一所大学要关注本地环境中当前的需要，同时也要从事“普遍适用原理或普遍有效学术发展“的研究。没有人会公开地说，大学的理想是过时的，其原因是，这些理想在人们的心目中和感情上扎得太深。几乎每一个关于现代大学的表述，都是以对自主知识分子社区荣耀的敬意而开始或结束的。即使是尼日利亚一本关于教育的书，也会谈到为了智力活动而从事智力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全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当谈到严肃的问题时，他们就会说，大学是“人民的大学”，因此，大学的发展必须具有决定意义，以民意为基础的路线相一致。毫无疑问，有决定意义的民意要求工业增长，保护尼日利亚的核心利益。哪怕是学习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教师都要用“它们把阳光洒在当代非洲的生活中，也洒在当代非洲的闲境中”的观点，莎士比亚的诗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观点，这对教师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当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把大学描绘成民族化知识产业的制造中心时，他呼吁改进本科教育，呼吁知识界的统一，呼呼人性化的管理，给真正有兴趣和能力的学生提供机会。他在总结的时候说，“大学现在可能需要再发现，她是不是有大脑又有身体”。没有理由相信，为什么一个有效的民族化的产业应该向大学理想的追求作任何妥协，然而，却有许多理由相信，为什么大学不应该向民族化的产业妥协。克尔追求的那些东西只有在一个自治的知识分子社区才能实现，而这种现实将意味着大学要终止成为民族化的产业。 把知识作为产业，同时又坚持大学的理想，这二者似乎是不可能兼顾的。目的的一致性和清晰性是最重要的。目的既是限制的原则，也是分配的原则。目的决定了要做什么，精力和资源如何在这些要做的事情中分配。一所大学不能长期追求多种目的。也许这就意味着，大学现在需要再次发现自已是不是有大脑。大脑的功能是，赋予有机组织以及它的活动以保持其一致性以及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