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物》以阅读和书单分享为主题的栏目Read me，第7期我们邀请到的「读书人」是沈大成，一位 「小职员作家」。 先来看一下这位「小职员」的履历：徐晓倩，1977年生，在上海出生，成长，1999年大学毕业，而后进入职场。至今做过三个行业，服务过五家单位——先是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后来到《上海壹周》做娱乐版和文化版的编辑，现在是《小说界》的文学编辑。她几乎没有管过人，一直是个小职员。 当小职员开始写作，小说里的主人公也经常是小职员。他们总是需要工作，然后遇见一些怪事。《工作狂》里，一个只想摸鱼的员工不小心进了一家「红舞鞋公司」，「莫名其妙地一直加班加点，人也被榨干」。她这么写她的人物：「上班从我周身的毛细孔里吸光了精力。今天早晨出门时身体还是满的，一到公司刚用指纹做好考勤记录，精力已经泄到胸口，下午下降到皮带，现在它几乎空了。」 有读者称沈大成为「社畜的精神偶像」。不了解她的读者会觉得，这个人肯定对工作充满了抵触和厌烦，否则她批判起工作来怎么会这么入木三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散落在小说中的这些细节可以视作这位小职员作家关于工作的报告，它们基于她的感受和观察，但不反映她的态度。她自己对工作并无怨恨，甚至可以说，她是乐于工作的。她从小就接受了父母一辈的观念：一个人天经地义就要上班，她还发现，上班有不少好处，给她发工资不说，上班还为她增添了社会属性，让她「更像一个人」。 这乍看上去有一些矛盾，但仔细想想，这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职员作家的故事。一个原本普通的小职员，因为一些机缘和自身的天赋，开始写作，写作逐渐成为她生活的重心，工作也自然成为她的书写对象。当她把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写下来，「嘲弄感」自然就出现了——但一个本分的小职员是不会去主动嘲笑和批判自己的饭碗的，她只是在说，事情就是这样的，仅此而已。 以普通的、日常的苦涩、无奈作为底子，沈大成构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更多凭借直觉而非逻辑与观念，她笔下的事情总是不确定的，人也是在活与死之间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与事行动起来，向奇怪的地方走去，逐渐悬浮于真实的世界，提醒着工作的荒诞与有效，人生的一点善意与许多无常。 《人物》和沈大成谈了两次，好像也没有谈出什么了不得的道理，只是谈了一些人，一些小事。她会在下班路上注意到一条看上去有些孤单的看风筝的狗，也会特意停下来看一对外地夫妻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几个体积很大的塑料包裹固定在电动车上；2020年春天，她会每天看一下黑龙江小城鹤岗的疫情，她很关心，那个用5.8万元在鹤岗买房的船员还好吗？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像她小说中的人物的人，「这个人有很特别的形象，是很飘逸的，很聪明的，做事有自己的办法，有点脱离我们的世界」，「我很在乎这种人活着。」 沈大成构建着现代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微弱但重要的关联，依靠写作，她抵抗日常生活的下坠。以下是她的讲述，关于阅读、工作，关于神奇的、可笑的和无悲无喜的，她平平静静地站在旁边。 文｜刘与 编辑｜槐杨 设计｜田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职员作家 写作以后，我多多少少会接受一些采访，发现需要表达你是谁，你经历过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在对话中开始梳理自己。我曾经觉得我是不值一提的，无话可说的，但是在这种梳理中，开始跟别人说我是个小职员作家，说了以后，你给自己冠予了一种身份，你就活在这个身份里面了。 当我在形容小职员心态的时候，不是在批判，也不是在嘲笑，我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但是你把「事情就是这样」写出来，莫名其妙就有一点嘲弄感，我觉得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嘲弄感的。 在我的小说中，如果写到办公室，更多的是来自我广告公司的经历，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机会跑去别人的公司，观摩别人的工作状态，看别的公司做的PPT。我有一篇《工作狂》，很多描摹的环境，就来自于当时那些大公司给我留下的印象。走进去有点像参观，像走进一个展览。每个人衣冠楚楚，有很多明亮的玻璃隔间，隔出很多会议室，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就工作起来了。 我不是工作狂，也有点鄙视工作狂，但是我会想写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极端的人。那种有代表性和极端的人不是脱离于我的，而是和我有一些内在的联系。但我总觉得，你到死的一刻回想你拼命努力工作的样子不觉得可笑吗？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家工作彼此配合，不要因为你的懒惰，给你的工作伙伴造成困扰，这个是底线，但是要极其努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努力我认为是正面的，应该鼓励的，但是做到像工作狂一样付出所有，这肯定不对。大家应该有生活，一个高层，就算他自己要放弃生活，全心扑在工作上，他也不应该忘记别人也想有生活。 其实一个人上班不是从坐在公司里开始的，他离开家门那一刻，就等于上班了。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路程非常遥远，单程要30公里。这种路上要耗费一个多小时、转用好几种交通工具的印象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这种苦就是你一旦尝过，肯定会留下印象。 而且你走出家门，上了一个交通工具，你会发现有好多同类，你就会觉得那也是你的分身。现在我看微博，有人说广州几号线非常挤，也有那种很好笑的图片，头发夹在门里，或者把吃到一半的东西高高举在空中，我都觉得这很真实，既可笑又真实。 我不认为上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社会好像一个大的空间，空间里面有我们这些人，现在需要一些东西，使这些人稳定地生存，稳定地运作，而后社会也稳定了。上班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我并不竭力否定上班这件事，我只是想说，那些觉得上班无聊的人，他是个普通人，他有一个能被允许的心声，他们并不完全是废柴。 我也不愿意把工作说成一无是处的东西，这样很没良心。有一个朋友隔一段时间就会叫我不要上班，我跟他说——我也是真正这样想的——我现在的工作和写作不是对立的，它们是微妙平衡的关系。我这个人，如果有两件事要做，我就会焦虑，然后我就会在焦虑中把两件事都做完，但是如果我一整天空着，只想着写作，就会想拖一拖，可能一件事也干不成功。另外，上班让我更像一个人，它增添了我的社会属性，也增加了我看世界的视角。如果我总是在一张书桌前写作，我就失去小职员的视角了。 沈大成工作的地方旁边有条河，散步时对着倒影想，河水是否能理解我们在里面上班
工作与「巨大沉默物体」 我对工作没有怨恨，觉得它是一种跟我们纠缠的东西。你很早就会知道一个很普通的人，去坚持上班，这是最容易生活下去的一条路。所以要读小学、中学、大学，读完以后就要工作，这就是我从小的常识。那我就工作了，当然会试图说，我能不能升上去，但后来我发现无法获得升职，因为我不太会管理人。我只有很短暂的时间管过下属，管人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负担，我觉得做小职员挺好的，被管理。就是这样子成为一个小职员。 我的父母是知青，他们这一代人特别珍惜工作。我出生以后，全家从市区搬到了郊区闵行住。那里有很多大型的工厂，像汽轮机厂、电机厂、重型机器厂，还有很多化工厂。每个大厂就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小社会。我长大以后，看到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里面有一个概念，叫BDO（编者注：即Big Dumb Object，巨大沉默物体），我就想，其实小时候家那边的工厂有点像BDO，它都不像是人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独立意志。而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住在五层楼或者六层楼高的工人新村里，很多家庭只有一个房间。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一方面你走出门，马路上有这种巨大沉默物体，一方面大家居住环境很小，上班成为一种非常突出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长大我是（要）继承他们，天经地义要上班的。 进入广告公司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作，频繁地加班，总是晚上一两点钟下班，早上十点钟十一点钟进公司。是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之中出现的写作。（那时）我在一个论坛里玩，会抛一些很短的幻想性的文章，版主说一家刚开张不久的周报在找专栏作者，我写了两篇，很快用了，就开始写下去。 在广告公司还是有心理压迫感，但是我们承受，因为没有办法，你和规训你的人的力量是不匹配的。我觉得人口是心非地生存下来没有那么难，至于抱怨，都是人之常情，那些工作的坏话，你说一些，别人也说一些，大家相互说一些，第二天又去工作。一切都是普普通通在容忍的范围内进行。 2010年前我都叫Helen。为什么要给人起一个英文名字，比如说Helen、Mary、Selina，我觉得是有用的。你上舞台，你演一个角色，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自己，自己是在扮演一个人，在广告公司里面你获得了一个英文花名，你也会清楚地知道，当别人叫你Helen的时候，你要做的是Helen的事情。 我在第三家广告公司做了八年，后来做不下去，进了我写专栏的那家报社，采访明星。我在进报社之前会高看明星，认为他们是和我不一样的人，但采访了，就觉得大家都很普通。比如一个电影来宣传，主创都出现了，几家媒体做专访，各个媒体其实问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相似的，这个明星就坐在那边，轮流接待，回答一些相似的问题。我看到劳动是多么不容易，一个那么美的人，就说梁朝伟吧，我猜想他也有那种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记者问得不怎么的，我已经回答好多遍，你怎么还在老调重谈。劳动的本质就是这样，记者在劳动，明星在劳动，经纪人也在旁边劳动，就是这种画面。 沈大成（左一）和《小说界》的工作伙伴，一场阅读活动的工作照 所以当我去写小说，要完全撇掉里面有人在上班，我觉得很困难。世界就是由工作的人建造起来、运行起来的，哪怕《知道宇宙奥义的人》，看上去是在写一个不工作的人，加入了公园里的流浪汉组群，其实也是在工作，他们在公园的角落设营地，我给他们建设规章制度，一周要洗两次澡，那么需要从公厕接一根水管；想搭帐篷，就要和公园管理员打交道…… 小职员视线是在低处的，花大量时间精力处理具体的、重复的事，很容易体贴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很容易嘲讽高处的人，也许也会想象自己成为高处的人会怎么样——但是这最后一点我总是想不下去。我每天想的都是几点乘地铁、几点去吃午饭这种事。最近多次点开个人所得税APP，看看国家审我的退税审好了吗。我小说中的人和我自己差不多，我看他们很亲切。 我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一代相比有一些变化。可能他们不太想忍受，这个地方如果过多地要规训他，他就走了。他觉得可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也挺好的，不愿意忍受那种虚伪的东西。我蛮钦佩他们的勇气，但我想象中会有一些为他们迷惘。我也看到关于996的讨论，能理解那种痛苦，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有点残忍——有的时候能体会别人的痛苦，有的时候又会以过来人的心态想，这你必须得承受。
「有点可笑」 《养蚕儿童》里，我让爸爸说：「你觉不觉得，生活把什么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容易喜欢什么。」这位爸爸还想，「我们看上去在主动选择，其实多数情况是被动的，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喜欢本质上是卑微的，像踩中了圈套」。《葬礼》里形容一个窗口单位，员工像九头鸟，大家共用一个身体，九颗头朝着客户。谁今天请假，九头鸟的脖子上会长出另一颗头。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可笑的，但不是为了批判它，生活、工作就是这样，我觉得无悲无喜，被替代一下也无损你的自尊心。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是那么一丁点，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但是到社会上就知道自己极其渺小，会被替代。发现这个真相也不难过，不需要动用感情色彩去理解它。 沈大成看到放学的儿童手捧养蚕盒，写了《养蚕儿童》 我为什么觉得什么东西都有点可笑呢？因为我总是想到死亡。你知道死亡，但是有一天会真正地意识到，我所认识的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看了一连串新闻，比如说什么作家什么作家猝死了；还有之前一个新闻，冠生园的（原）董事长，在小寨沟被猴子弄下来的石头砸到了死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样子，只是暂时存在着的，你这样一想就会觉得那种极其努力或者捍卫自己言语的人，很可笑。我想到我会失去一切，我也会包含在一切里面被失去，我就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很自大的人。 很多人会为「现在」虚张声势，就会认为过去都不值一提。一些人会说《红楼梦》或者《飘》里面一些思想在他看来是不对的，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现在」才是原点呢？直白地说，我认为那些人是眼中没有世界的人。我会觉得世界很大的，历史很长的，如果你过分强调「现在」，就有点可笑。 我写作也会运用到一些超脱「现在」的视角。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而是想写一种可以扩大化感受的时间地点。我没有兴趣写一个原原本本像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事情。不值得，生活中它已经有了。我是这样定义我的写作的——我的写作就是我想一件奇怪的事，并且把它自圆其说。 小说集《迷路员》中有一篇叫《星战值班员前传》，它说的是，星球大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普通人并不知道，有一天，一个前半生很不成功的蓝领被叫去看一个仓库，人家告诉他，这个仓库里都是星球大战的物资，必要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动作，帮我们地球这方输送重要物资，他就一直在等这个时刻。 写《迷路员》时，沈大成经常在上海文化广场散步 我很喜欢搭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故事，或者发明一种工作，因为生活中是很难无中生有的，你所有东西都是按照社会规范给你的条件去做，但是写作不是这样，你创造一个东西，无中生有。 有一天我吃午饭的时候，想，我现在坐在这个食堂里面，身边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我就觉得，如果让我这个人完完全全地在真实中，我受不了。（现实生活）很令人受不了的是重复。就是每天起床，上班之前在家里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一遍，然后就去重复地乘两条地铁线，上班，下班回来又要重复地乘两条地铁线，回家，吃饭，洗澡、洗东西、整理房间，睡觉……每天都在重复。而且不是原原本本地重复，而是在这种重复中，你发现自己做事情的速度变慢了，体力衰弱了，不能赶上这班地铁了……随着年龄增长在这种重复中下坠。 《花园单位》里的年轻人发现了人生真相：乏味的生活会真正地困住一个人。他就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被掌管命运的力量看清自己是乏味的。这也是我提醒自己的。写作就是一个我能找到的好的东西。我在茶余饭后想那些东西，你说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但是我需要思想存在于那些东西上，存在于一个假想的故事中。每天醒来，我就知道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在酝酿，在没有把它写出来之前，它仅仅陪伴着我自己。今天一部分，明天一部分，这样持续性地生长，持续性地陪伴，直到把它写出来。
「需要这些人」 不久前，我在一个书店做活动，有人从微博的活动照片中看到我，就通过广告公司时期仅有的一个朋友找到我，中间人说，Selina找你。Selina是谁？我看到照片，想起来了，她是怎样的女孩子，我们当时有什么接触，旧的回忆又跑到我眼前。又觉得，这说明我现在是活着的人，一个在进行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所以一个已经失去联系的人会发现我的动静。 有的时候你经过的事情，你不回头看，它是很虚无的。突然有一个真实的人从历史中跑出来，它让你肯定，身后的不是虚线，是实在的一些东西。 有天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想到了《爱情神话》里面的徐峥，其实我刚进媒体时，做的头几场采访就有他。2010年的某一天，在安福路附近的上海戏剧学院，我们采访主要谈两个事情，一个是《资本·论》这部话剧，还有一个是他和王宝强主演的电影。徐峥骑着自行车来的，他跟我们指点着，他小时候就是在这附近哪里哪里上学，哪里哪里上小学中学，又到上戏读书，上戏毕业又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班，他等于是那边的地头蛇。我走在马路上想到了这件事情，想到了这几个人，何念（编者注：话剧《资本·论》的导演）、徐峥还有我以前的同事，然后就想到十多年过去，何念也活着，徐峥也活着，他们都还拿出新的作品来，我也在这些年中，创作，出版了几本书，我对这些作品是满意的，就觉得我也很不错。 人海茫茫，你需要铆定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一个海平面上你铆定了不同的人，他们都安全地活着，会给人一种希望。 之前在朋友圈看到那个到鹤岗买房的船员的故事，我觉得他有点像我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人做了个决定，把它施行下去，我小说中的人也需要想一个办法，想一条活路出来。我很尊敬这种有自己一套办法去解决事情的人。我很在乎这种人活着。疫情开始后，我又想到这个人，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还住在那个房子里吗？ 最近有一张照片，是在乌克兰，有人在窗后垒了很多书，在我们的猜测中，可能是防御轰炸的一个办法。这张照片在出版圈内流传，我觉得看到了人和阅读的关系，也许阅读可以保护我们，可以守护我们。现在我也会想，这个窗后面的人现在还平安吗？ 我需要知道我曾经知道的人还平安吗。我既需要那个重新找到我的广告公司旧同事Selina，也需要徐峥，需要那个鹤岗的人，需要那个住在玻璃窗书后面的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需要这些人。 我以前在市中心上班，附近有一些绿地，每天下班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人和狗。去年下半年我们搬到闵行去，那天下班的时候，我看到地铁旁边的那块地上，有人在放风筝，有人牵着狗。一群狗集中在那边，但有一条狗就坐在草地边上看那些人放风筝。我突然间想，我又见到了一些新的人，新的狗。这个狗好像有点和我一样，置身事内，又有点像局外人，在看那些人。有点共鸣。也许以后把这个狗写一写。 那只看风筝的狗，沈大成想把它写到故事里 下面是沈大成向《人物》读者分享的书单：